忠林，浙江诸暨人，20、30年代集结绑票团伙，四出作恶，被人称为嵊县帮中的“真魔王”。后积财在南洋桥闲居，也因参与绑架荣德生案而遭捕。
旧上海的绑票案还有一个特点，即从发生的绑票案看，有很大部分是由流氓集团“客串”完成的，他们虽不是专事绑架的匪徒团体，但看中绑架的丰厚财源，因此也不断地制造绑案。黄金荣曾默认和指使他的徒弟唐嘉鹏绑架温宗尧和尹启忱之子。1933年，黄金荣的徒孙王文奎绑架了上海颜料巨商贝某的幼子，由黄金荣出面“讲斤头”，付了二万元银票将其子赎回，贝家为此送了黄金荣一辆小汽车。像这类形形色色的绑票案，虽起因不一，但手段和结局却是相同的。
另外，绑票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汽车绑票
汽车用于绑票盛行于20年代以后，其特点是汽车的行速快，便于迅速转移，而且车内行事，可掩人耳目，有较好的隐蔽性，安全可靠，因此为绑匪所常用。
通常，绑匪事先设法偷盗或准备一辆汽车，根据对象的活动规律，寻找机会下手。如对象在街上行走，汽车就慢慢开到他身边，突然将车门打开，一人用手枪抵住对象的腰背，另一人用拳猛击对象的小腹，被击之人必负痛弯腰，外人看到的正是一个上车姿势，车内绑匪再一拉，便可将“肉票”绑入汽车。
还有一种软办法，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中轻松地将对象绑去。如将汽车开至附近，由两绑匪下车，走至对象背后，一个突然用双手蒙住他的眼睛，另一绑匪则紧握对象的双手，两人同时大笑高呼：“你猜是啥人”，路人与对象均以为有人在开玩笑，当被绑架者还未弄清所发生的事时，已被连推带拉地塞进了汽车。
（二）用人力车绑票
用人力车绑票是早期绑匪的方式。绑匪先准备一条装有铁砂或铁棍的橡皮管，先由一个绑匪乘人不备，从背后猛击对象的头部，将其击晕后就飞速逃脱；另一个绑匪立即装作受害者的同行或热心人，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将其扶上早经准备好的人力车上，然后谎称去医院等，将其绑架而去。
（三）用女绑匪绑票
让一个女绑匪打扮成风流少妇，待绑架对象走到，便一把抓住，纠缠于身，绑架对象惊愕之余，一定会极力挣脱，于是女绑匪便大骂他没良心，将她无故抛弃，这时几个男绑匪便会出来相劝，一边说有事回家商量，一边将他俩推进汽车，扬长而去。
（四）安插内线绑票
即派人打入内宅，了解其家庭情况及绑票对象生活细节，伺机下手。前面提过的唐嘉鹏绑架尹启忱之子，即采用此方法。尹启忱曾在清朝时做过苏常大地区钱粮的稽征官，刮得百万资财，在静安寺路成都路居住，与盛宣怀住宅仅一墙之隔。他年届风烛，却喜得一子，十分钟爱。唐嘉鹏等先遣一门徒应聘入内宅为厨师，不到两个月，便将尹家内情全部摸清，于是经过周密布置，唐嘉鹏率四个帮手准备绑票。一天下午五时，唐嘉鹏化装成老人，乘汽车至尹宅，下车后便拿出帖子叫门，当门一开，唐嘉鹏即拔出手枪对准尹家管事胸口，打开大门，让汽车直接开入花园，将正在花园中玩耍的尹儿抱上汽车，绝尘而去，密藏于法租界长滨路（今延安中路）荣生公司的密室之内，最后以十万银元之价赎票。
（五）冒充巡捕绑票
这也是唐嘉鹏一伙的绑票伎俩。当时，他们又选定另一个绑票对象温宗尧。温宗尧曾任皖系师长，后挟巨资居王家洪，平日里深居简出，家中仆佣也从不用外人。唐嘉鹏受黄金荣指使决定上门劫持“肉票”。先是唐嘉鹏等三人装成巡捕，以五个随从扮为便衣，肩背丈量工具，诈称工部局土地丈量人员来到温宅。待骗开边门后，又想法得到了大门钥匙，随后将汽车开入，逮住了温宗尧塞入车内，后竟得赎费十五万银元。使用类似手法的还有骆文庆集团。
1946年，上海滩发生了一起堪称旧上海最大的绑架案。被绑架的人是我国近代最大的民族实业家——荣德生。
荣德生，1875年8月4日生于无锡惠泉山麓，平生酷爱古董和书法，主张“实业救国”。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有棉纺十八家，面粉厂十六家，拥有纱绽六十万枚，日产面粉八万多包，堪称中国的棉纱大王和面粉大王。
1946年，仅申新二厂、五厂这两家棉纺厂分的红利，就高达五万余两黄金，这一年荣氏套进的外汇有四百万美元。
荣德生到底是怎样被绑架的呢？
4月25日上午八时许，天空下着一阵阵米粉细雨；申新纱厂总经理荣德生早膳即毕，从高思路二百一十弄二十号寓所出发，乘21162号黑色轿车赴厂办公。
车至麦尼尼路口，突有埋伏街中之匪徒三名，两穿中山装，一着军服，其中二匪拿出手枪，出示汤恩伯的“红色硬卡”，勒令司机停车，随即将车上身穿玄色绸长衫的荣德生拖了出来。
一匪问道：“你是荣德生吗？”
荣德生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