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的门生、原法租界公董局的买办赵振声的寓所，当时的门牌是嵩山路振声里一号（今嵩山路五十三号，已经拆毁）。
但黄金荣包括杜月笙等发展帮会、重振雄风的努力，遭到了挫折。其中最大的原因是上海的社会环境与战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这就是租界的消失，上海成为了国民党政权的一统天下，像昔日黄金荣这样既是租界密探，又是国民党在租界内的代理人，还是列强与中国政府联系的桥梁，已经失去了利用的价值。
其次，帮会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庞大的势力，也招致统治者的侧目；从组织方面而言，帮会这种传统的封建结构已经缺乏号召力，包括以大亨为核心的新式帮会社团，也因其过于狭隘、保守而失去活力。尽管帮会的势力曾企图寻求政党化新出路，但结局仍没有多大改观。于是，荣社等最终多成为了变相的吃喝俱乐部。
荣社成立后，除举行一些不定期的聚餐外，一般而言，它不如恒社活跃。原因主要是80岁的黄金荣的政治热情远不如杜月笙；另外，黄门弟子中不少有自己的帮会团体，另外黄门的徒子徒孙是鱼龙混杂，像黄源涛的徒弟陈雄、汤雄和邹政之等，对外敲诈勒索，无所不为，败坏荣社的名誉，使荣社的中坚分子们心灰意冷。
但是，荣社仍然是一个封建帮会组织，徒弟间一旦发生矛盾，便以帮规来决断。
当然，在社会上，黄金荣的徒孙仍张牙舞爪，欺压百姓。如门生程锡文、宋才良等以黄金荣的名义，指控小世界为汉奸产业，而将其数十间房屋侵吞，强行赶走众多房客。其中一房客为兰斋面筋店的老板娘，最后被他们逼得走投无路而上吊自尽。
黄金荣本人有时也还会动用黑社会手段对官僚、企业家，甚至帮会同道敲诈勒索。
如钱新之，名永铭，浙江吴兴人，1886年生。早年留学日本，辛亥时在沪军都督府任职，1917年任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加入银行界，长期在交行供职。时任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个非常有实力的金融家，但黄金荣照样要敲诈他二亿元法币。钱当然心不甘，但又怕在上海被绑架或者被杀害，最后只得如数交给黄金荣。
黄金荣得手后，又向重庆商业银行借款四亿元，银行当然知道这笔钱如果贷给了黄金荣，就别想再要回来，总经理便问计于董事范绍增，范又求助于把兄弟杜月笙，杜叫范自己打电话给黄金荣。范即遵嘱致电黄金荣，称有人冒充黄金荣的名义，要重庆商业银行贷款四亿元，是否真有其事。黄金荣接到电话，只能说肯定有人冒名敲诈，不必理睬，于是才没遭损失。
甚至对徒弟门生，黄金荣也是毫不留情地敲诈。抗战胜利后，黄金大戏院由周信芳租赁，他率领京剧团上演，然后向黄金荣交纳租金。后来，黄金荣突然决定将黄金大戏院改造为电影院，周信芳不得不将剧团解散，因此而损失了四十根大条，自己的经济几乎破产。
当然由于黄金荣老迈势衰，正值乱世，也有发财想到黄金荣头上了。
1947年秋，陈子和、范秀芳夫妇为首的流氓集团假借中共华中军区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的名义，给钧培里送来了恐吓信，向黄金荣索诈五亿元。直气得黄金荣双脚直跺，连呼：“敲诈敲到贼爷爷头上来了！”当然与中共有所接触与了解的黄金荣，并不相信这真是中共所为。
还好，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七稽查大队迅速侦破了此案，化名洪钧荃的陈子和在新丰纺织厂取款子时被抓获，黄金荣终于出了一口霉气。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曾对战时损失展开调查，黄金荣最痛惜的是黄家花园的劫难，遂于1946年12月以大世界总经理的身份，向第五区的朱、杜两区长递交了漕河泾黄家花园财产损失报告单，总共四十七页，开列各类受损物品数百件。建筑物的损失为221000万元法币，物品损失为147218万元，加上其他损失相加共368609万元。黄金荣是在年最后一天所写的呈文中写道：
“为抗战期内漕河泾黄家花园全部财产损失浩大，要求敌方赔偿，特填具损失一式四份，仰祈转呈。
上海市政府俾得早日偿付实为公便。
由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对日政府赔款，因此，黄金荣的这一愿望自然无法实现。
除此之外黄金荣的众多戏院产业的营业情况虽不是蒸蒸日上，但还算能维持。如黄金大戏院原来由宏昌公司租赁经营，到1947年收回自行营业，到1948年2月，还添置了电影放映设备，此后兼营电影和京剧，营业情况还算不错。
荣社成立及其后，黄金荣虽然老迈势衰，但在他身上，还能看到一些昔日的辉煌。而这一时期最让黄金荣觉得威风的，便是他的80大寿。
总统拜寿，再现风光
1947年12月初，连日的风雨，把上海滩扫打得冷冷清清，钧培里巷外的一排法国梧桐，早已落光了叶子，风雨中瑟缩着。
12月3日是个难得的好天气，附近一带的高楼、房屋和园林，都沉浸在无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