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他放心了，用那把另配的钥匙打开房门，悄悄闪了进去。靠墙的席梦思大床上，正横着四脚朝天的大汉奸。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那汉奸的嘴边，还流淌出涎水。
朱升想，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他麻利地从腰带上取下肉斧，鼓足力气，咬着牙，尽平生力气，向这位伪市长当头劈下去……
黄粱美梦中的傅筱庵，喊声“饶命”都来不及，便已三魂渺渺，七魄悠悠，赶向阎罗殿报到去了。
这是1940年10月11日晨四时三十分发生的事。
这位朱升义士将肉斧往床上一扔，轻手轻脚地退回厨房，洗清身上血污，脱下大褂，换上件干净短衫。打点完毕后，取下悬在钩子上的菜篮子，挂在脚踏车的扶手上，从从容容地推着车子来到大门口。
时钟已敲过五点，平时这个时候，也正是他上小菜场采购鱼肉荤腥的辰光。门内的司阍，门外的岗警，与往日一样，和他点头招呼：“朱师傅早！”
他一出大门，翻身上车，揿响车铃，在“叮叮咚咚”中穿街越巷，直驰上海西北郊南翔镇，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脱身地点。
蕊娣早已等候在这里。
他们领到五万元奖金，辗转逃到重庆。
他们到重庆后，军统局又发给他们三千元的安家费，每月给津贴一百元。
以后，蕊娣果然守着朱升，规规矩矩地过起日子来了。直到日本投降，才从重庆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他们去拜访的第一个人，便是黄金荣。
坐收渔利
黄金荣看到许多汉奸的最后下场，不禁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暗自得意，但他并不敢放松，他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因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前景并不乐观，他常对手下亲信说：“小鸡去和黄鼠狼斗，哪会不失败！”因此他与汉奸首领保持着联系，并且通过他们为自己争得好处。
1942年2月14日除夕之夜，日本侵略者借口抗日志士在公共租界投掷炸弹，出动重兵包围租界，将其中心区分为六大区，把七、八十万中国居民封锁在里面。市民们推派代表与日军交涉，要求尽快解除封锁，狡猾的敌人却坚持要以实行保甲制度作为交换条件。
这并非日军的一时之念，而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阴谋。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侵略者就指使汪伪国民政府在江、浙、皖三省沦陷区开展“清乡”运动，推行保甲制，企图彻底清除抗日志士。在上海，日本侵略者则以办理户口登记作为第一个步骤，然后再在适当时机建立保甲制。除夕之夜公共租界的爆炸事件，使日本侵略者决心提前实现这个计划。
2月20日，由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的“保甲筹备委员会”在公共租界成立。袁履登为虎作伥，出任“会长”，负责保甲的编组工作。
虽然袁履登一再表白当会长只是为了“解除封锁”，但事实是最好的证明。上海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就是他，亲自导演了“保甲自警团”的建立，使界内20至45岁的男子几乎都成了自警团员，帮助日伪维持治安，镇压抗日群众；又是他，亲自主持发放市民证工作，规定市民必须随身携带，一旦有人违反，就被带往巡捕房处罚；还是他，将户口表印发各家，规定每户都必须把全体成员的姓名、籍贯、年龄等一一填入表内，粘在墙上，以备随时核对，并实行“连坐法”，一人有事，全户连坐，一户有事，全甲连坐，妄图遏止群众性抗日斗争的发展。
公共租界成了上海第一个保甲区域，界内居民失去了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成了日本侵略者的笼中之鸟。
1943年，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日寇的侵略战争已渐入末途。为了挽救败局，减少内部摩擦，日伪决定设立全国商业统制总会，作为全国物资收买配给的最高统制机关。
商统会由日伪各方人员组成，于3月15日在上海成立。商统会最初隶属于汪伪政府实业部及其他有关主管部，后经汪伪最高国防会议议决，改隶行政院。
商统会的主管事项有：
（一）关于统制物资之收买配给事项；
（二）关于国内各地域物资交换之营业事项；
（三）关于输出物资之供给事项；
（四）关于输入物资之配给事项；
（五）关于军需物资之采办事项；
（六）实业部及其他主管部门指定或委托事项。
伪商统会理事长人选，在日伪当局心目中显得至关紧要，并打算让留在沦陷区的著名人物出来主持商统会和各专业统制会，以达到其以华制华的险恶用心。
由买办起家的盛宜怀，曾开办纺织厂、银行，亦兼治煤矿、铁路，1911年更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是近代上海著名的工商巨子日本人又想到了黄金荣，但黄金荣又以身体的原因推掉了。
最后，商统会的理事长一职，由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担任。
商统会下属的米粮统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由袁履登担任，棉花统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闻兰亭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