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筱庵在大连潜居几年后，由虞洽卿等以宁波同乡会的名义请求撤掉通缉令，蒋介石发电照准后，傅便于1931年10月16日回到上海。1936年，他又身任上海华兴水火保险公司董事长、汉冶萍煤铁矿公司董事长等十几个头衔，重新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一个显赫人物。
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他没有走。
对于要自己出任市长，傅筱庵颇为满意。但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将“大道市政府”改称为“特别市政府”，市政府所在地不能设在浦东，要设在原上海市政府的旧址。
因为上海除租界仍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统治下外，剩下的地盘只有浦东、南市、闸北等处，如果只管辖浦东，他的权力岂不可怜，所以他力争把市政府地点移往市区。
第二，“上海特别市政府”所属的十个局的局长人选全部由他支配，日方不要插手。
第三，由于国民党军队已退出上海，上海租界以外地区的治安工作，由他的警察来负责，不要日军干预。
傅筱庵当上伪市长后，每天从虹口私宅坐一辆汽车出发，前后有四辆汽车护送，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这是总商会会长所不能享受的。而市政府所在地，四周都布满了军队，严加防范。
同时，为迎送日方要人，他特地组织一支警察乐队，那些穿着制服，操着西洋乐器的吹鼓手，比起“大道市政府”那些只会作揖的浦东老汉来说，无疑是气派了许多。
傅筱庵和伪政府的那些局长们一样，每天上午去办公室里装模作样地办些“公务”，中午一过，各自溜之大吉。
傅原来每天中午都在九江路东乡饭店进西餐，饭店为他安排了一个固定的座位，那是一把特制的藤椅。他当上伪市长后，仍保持这个习惯，只不过饭店的门外面增加了一批杀气腾腾的警卫。
晚上，傅经常去虹口吴淞路“六三亨”艺妓馆请客，到席的都是日方的军政要员。席间，他向日本主子大献殷勤，而那些主子也不时地像扔块骨头给爱犬一样满足他的要求。
傅筱庵的伪政府成立之初，其“市政府”的办公费用，多是傅自己掏腰包贴出来的，甚至办公室里的大红地毯，也是从自己家里搬去的。傅筱庵贴钱当“市长”，成为上海街头巷尾的笑谈。
他自己也说：“我每月薪水公费收入为两千元，只够用来敷衍日本的海、陆军官和浪人，有时还得贴本，这是一笔蚀本生意，非始料所及。”
但是，傅筱庵毕竟有一套特殊的经营手段，他知道自己纵有百万家产，也难以维持这个花费浩大的庞大机构。于是，一方面他向日本主子争取经费，从日本在华掠夺的财富里分到一些；一方面利用沪西黑社会势力，为伪政府广开财源。
在沪西“歹土”，赌台林立，黄色艳舞不绝，鸦片生意猖獗，不义之财源源流入地痞流氓的腰包里。傅筱庵与之相勾结，从中得到了不少好处。
所以，当时就有人评论道：“现在傅筱庵的市政开支，全靠沪西的红、黄、蓝、白、黑。所谓红是红丸，黄是色情，蓝是赌场，白是白粉，黑是鸦片。这五种收入，每月直线上升，为数极为可观。”
傅筱庵宝座刚刚坐热，梁鸿志在南京组织了伪维新政府，上海在维新政府的管辖范围之内，傅筱庵顿时成了下属的市长，地位下降了许多，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但是，傅仗着有日本主子的支持，对维新政府并不理睬。梁鸿志曾派陈群到上海，劝说他到南京“述职”，企图借机向他要些钱款补贴维新政府。
傅筱庵虽经陈群多次劝说，但还是坚持不去南京。缠到最后，他提出南京方面每月贴补他的上海市政府二十万元，作为他赴南京的条件。梁鸿志无法，只得勉强答应他的要求，换得了两人见面的机会。
一天清晨，正当傅筱庵沿着宽阔的石阶，走向伪市府大厦时，突然，两颗子弹“嗖嗖”地从他身边擦过，他急忙俯倒在地上，吓得不敢动弹。
原来，有人躲在暗处企图杀死他。可惜，这个刺客的枪法太糟糕，非但没有打中傅筱庵，自己却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打死。不过，这个刺客临死前高呼“打倒傅筱庵这个汉奸”，使他心惊胆战了许多天。
这次未遂的暗杀，使傅筱庵惊魂未定，他一度打算辞去伪市长一职，以求太平，但又不愿意放弃好不容易才谋到的官职，如官一丢，自己前面的努力岂不顺水而逝。
这天，他找到上海有名的算命瞎子吴铁嘴，吴铁嘴在替他排了八字，又摸摸他的相貌之后，说：“这是当一品官的命，最近曾经遭到杀身之祸，但转危为安，有惊无险，你以后要有十年大运。”
傅筱庵闻言大喜，当下重金酬谢了吴铁嘴，决心继续干下去。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厄运正在等待着他。
1939年10月16日，这天是傅筱庵任伪市长1周年的日子。
晚上八点，国际饭店灯火辉煌，应邀赴宴的客人纷纷入座。一阵掌声过后，傅筱庵致祝酒词。
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