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边说边摇晃着身子，有点站不住似的，一摆手，袖管将面前的高脚杯拖倒了，白兰地流了一大片。程锡文忙着扶住他趁机离席上车回家。龚天健则留下打招呼，说了一大串“失礼了，对不起”！
不久，汪精卫叫周佛海请黄金荣出山，黄金荣躺在藤椅上对周佛海说：“谢谢周先生，我身体实在不行，加上自己没有学问。现在不用说站起来，就连坐上一个钟头也不行。”
这时管家程锡文也在旁边帮腔说：“老太爷，我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抽上几筒烟提提精神。”黄金荣有气无力地应道：“好，好。”将周晾在了一边，周佛海见状，一时无话可说。龚天健连忙说：“周先生，今天黄老板身体不好，非常抱歉，改天再说。”周佛海只能回应：“好说好说。”便打道回府了。
周佛海走后，佐藤又来拜访。此次，佐藤没有请黄金荣出山，而是请他“荐贤”。于是，黄金荣推荐了自己的门徒卢英当伪警察局长，介绍“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侯参加伪政府。
那袁履登，见要他参加伪政府，虽不愿意，但又不敢拒绝，便采取引退养老以为应付。他称病躲在家中，拒不见人，但很快发现住宅附近有人监视，吓得他藏到亲友家。
但是，日伪既然已经看中了他，就不可能轻易地放过他。虽然他三易其居，但最后还是在黑人牙膏厂老板严某家中被发现了。
日伪对袁履登的如此不识抬举感到恼怒，便把他绑架到虹口软禁起来，胁迫他蝉联伪公董局华董。在威逼利诱面前，袁履登动摇了。
近十年教会学校的熏陶，使他逐渐养成了一种逆来顺受、唯唯诺诺的奴才性格，多年的买办生涯更使他养成处处仰人鼻息，依赖外国主子而生存的习惯。而今日本侵略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而国民政府已退到大西南，发动反攻收复失地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他考虑再三，决定再撑一次顺风船，出任伪职。其实，充当汉奸，为日本人效劳，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换了一个主子而已。他唯一顾虑的是重庆方面不好对付，担心国民党特务的子弹会对他不客气，于是又连忙函告杜月笙，表明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被迫，在重庆方面也留了后路。
在做完这些手脚之后，袁履登才放心地上任。不久，他又出任伪市商会理事长，有“沪上三老”之称的闻兰亭则担任监事长。
如果说袁履登开始是被“逼上梁山”的，那他后来就自觉成为一名忠实的走狗，成为日本侵略军的鞍前马后了。
污浊中的杀人争端
日本人多次请黄金荣出山均没有达到目的，决定派出日本特务藤曲，以保护黄金荣安全的名义入住黄公馆，黄金荣到漕河泾，藤曲也到漕河泾，以监视黄金荣的行动，断断续续，直到抗战结束前才离开。
抗战时期的黄金荣对各项社会活动一般多以年老体衰为托词，谢绝不去。只有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洗澡，仍雷打不动。这一时期，一些日伪新贵族依仗日本人的权势横行沪上，日益猖獗。
1940年隆冬的一天。入夜，坐落在愚园路极司菲尔路口的百乐门舞厅内，一闪一闪的五彩灯光随着“澎嚓嚓”的强烈爵士乐声疯狂地转动着。
此时，红极一时的“舞国皇后”陈曼丽正被一个中年男子拥在怀里，旋风般地绕着舞场踏动舞步。突然，“砰砰”两声枪响，舞场灯光骤灭。刹时，尖叫声和桌椅的碰撞声混成一团，人们纷纷夺路奔逃。
据第二天的报纸称：百乐门舞厅昨晚因歹徒火并，刺客开枪，舞后陈曼丽被误杀。
这就是上海滩沦陷时期的“歹徒”在“歹土”上的为非作歹。
“歹土”是“badland”的译名，是当时的《大美晚报》首先这样称呼的。
沦陷时期，东起静安寺，西至白利南路，北到曹家渡三官塘桥，南沿大西路向西延伸，在这面积约3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由于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和汉奸特务势力的扩张，形形色色的淫窟、赌场、毒巢遍地丛生，加上汪伪特务机关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臭名远扬，人们把这里称为“歹土”的“歹徒”的世界，确是很贴切的。
文章开头提到的轰动上海滩的“百乐门血案”，就是由“歹土”上的两个“歹徒”一手策划的。这两个歹徒，一个是李士群，一个是“沪西魔王”吴世宝。这两人均是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头目。
“百乐门血案”的对立面，是七十六号的另一个杀人魔王丁默村。
为了削弱丁默村的势力，李士群和吴世宝便派人在百乐门舞厅刺杀丁默村的心腹彭年，因此演出了弹雨纷飞的“百乐门血案”。
七十六号成为汪伪特工总部后，七十六号前面沿马路的二十多幢三层楼房以及七十五号五层大楼的居民，全部被迫迁移，弄堂口终日警卫森严。沦陷区的多少抗日志士都在这个魔窟里遭到血腥残杀。因此，提到“七十六号”，人们往往谈虎色变。
七十六号的吴世宝，是上海滩上妇孺皆知的人物。这个一脸横肉的大流氓，仗着结拜兄弟李士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