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月，伪黄浦分局局长、日本人小林来到钧培里拜访，又请他“出山”，黄还是婉言相拒。又过两个月，有个叫徐铁珊的，据说曾教过日本天皇的书，参加过洪门。日本人要利用徐的帮会关系，组织“黄道会”，徐觉得在上海滩玩不转，请黄金荣出来维持一下，黄金荣当然还是托病拒绝。
应该说，此阶段的黄金荣摆脱了日本人的种种利诱，拒绝当汉奸，为日本人卖命。
但黄金荣本性决定了他做事的原则，汉奸不当，但财要发。怎么发财呢？原来他经不起汪精卫的口蜜腹剑，答应替伪政府举荐人才。这样，在上海滩，他照样玩得转，吃得开。
1938年12月8日，汪精卫逃出重庆，29日发表了臭名昭著的电文。1939年8月30日，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六次国民代表大会。
大会结束后的第三天，汪精卫便登门拜访了黄金荣。
对于汪精卫的到来，黄金荣不能避而不见，但深知与当了汉奸首脑的汪精卫来往须格外谨慎。于是黄金荣抱定“热情接待、糊涂应付”的宗旨，只是听汪精卫侃侃而谈。汪精卫首先感谢黄金荣在他患难时的帮助。原来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受伤，曾到上海来养伤。当时黄金荣曾请过名医，并送礼慰问。接着，汪精卫转到正题上，他要黄金荣代邀工商界巨子和社会名流开会，并代觅会场，汪精卫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会议希望在大世界——当年选举“野鸡中委”的故地召开。黄金荣心想，这个会议是汪精卫讨好日本人的会议，与当年在大世界选举“野鸡中委”的会议不可同日而语。便马上脸上堆笑地说：“大世界的厅堂太小，且不集中。既不够派头又不甚安全。还是在大光明影戏院召开最好。”汪当然听得出话里有话，只得表示同意。黄金荣立即令门徒程子良与袁履登一起负责布置会场，然后让王晓籁等通知各界人士。汪精卫在会上大谈“和平救国、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要求上海各界能加入“和平救国”运动。
但是，对于汪精卫的卖国理论，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反响极为冷淡。汪精卫不甘心。9月13日晚上，黄金荣收到一封大红请柬，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兹定于14日下午五点，于乐山花园酒家私人小宴，特请黄老先生拨冗光临，不胜荣幸之至。
兆铭鞠躬
9月13日
要不要参加汪精卫的私人小宴呢？黄金荣一下决断不了，便请来秘书龚天健、管家程锡文，还有杭石君、鲁锦臣等心腹徒弟商量。
“这乐山花园酒家你们知道是什么背景吗？”消息灵通的小报编辑杭石君故意卖关子，在师父跟前露一手。
他把嘴凑到黄金荣的耳边，神秘地说：“外边只晓得这爿店是日本人开的，可不知道这是日本军部秘密联络点哩！汪先生选定这个地方宴请师父，一定大有文章呀！”
“我看不去为妙。”程锡文反对出席。
“不去应付一下也不好；要晓得现在是日本的势力，上海租界已被日军包围，成了孤岛，我们要在这儿立脚呆下去，还少不了靠靠汪先生的牌头。”龚天健分析利弊，倾向出席。
杭石君与鲁锦臣表示，一切听师父的。
好半天后，黄金荣说：“去，看看再说。”
“师父，去看看也好，但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我的意思，你做老态龙钟，有病在身的样子，让他们不好开口。”杭石君说。
“好，好！阿君的话正合我意。”黄金荣高兴地拍了拍杭的肩膀。
酒宴在乐山花园酒店如期举行。酒店的地上铺了波斯地毯，柚木圆桌四周放着五、六把红木靠背椅子，上方特意端放着一个宝座——太师椅上搁着两只垫子，一是坐垫，一是腰垫。
下午五点一刻，黄金荣坐车来到，由程锡文和龚天健一左一右扶下车，汪精卫与佐藤已在厅门口恭候。黄金荣一面向主人点头、拱手，一面扶着程、龚两人肩头，装作步履艰难地走上台阶。
汪精卫笑容可掬地弯腰伸手，将黄金荣让进八仙厅里，坐了上位。不一会儿，汪精卫站起身来，以主人的身份祝酒：
“黄老先生，各位好友，今天大家赏光，兆铭万分荣幸。黄老先生德高望重，弟子三千，为上海第一名人，兆铭今日特备浊酒数杯，聊表仰慕之意！请各位为黄老先生健康干杯！”
在座的都应声站起，各自举起面前的红杯或白杯。黄金荣连忙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哆哆嗦嗦地端起杯子，一边说，“过奖，过奖，不敢当，不敢当”，一边将泼了一半的酒，老态龙钟地喝了下去。
不一会儿，坐在旁边的佐藤举起斟满花雕的细瓷杯，起来向黄金荣点头，又向黄金荣身边的龚天健笑了笑说：“我们盛情邀请黄老先生当顾问，协助搞好上海市面。来，为这个，我们干一杯！”
龚天健忙着答谢：“谢谢将军的好意，只是黄老板年纪大，身体不好，早已退休。”
黄金荣左手按着桌边，“吃力”地站起来，说：“我老了，不中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