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拿开销”、“打秋风”，敲诈勒索的花样五花八门。艺人们为了多挣些钱，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有的在紧张、劳累的演出后，还要出去做小工、擦皮鞋、拾破烂，有的甚至出卖子女和自己的血液。还有的逼得走投无路，竟至自杀。
“大世界”里许多女艺人的遭遇更加悲惨。有的女艺人为老板卖了一辈子的命，年老了，就被老板一脚踢开；年轻的女艺人，还常常遭到流氓、戏霸的污辱。像彩云维扬剧团的一个年仅16岁的女艺人上台不久，就被“大世界”的一个流氓霸占为妾。当她怀孕不能演出，要求这个流氓给予照顾时，这个狠心的流氓竟拔出手枪威胁说：“臭丫头，你还敢哭哭啼啼，老子枪毙你！”接着就把她抛弃了。
“大世界”艺人的遭遇是这般不幸，至于一般职工，特别是最下层的“清洁工”，那就更惨了。他们在大老板、经理、工头、军警、特务、汉奸的重重控制和压迫之下，成年累月过着非人的生活。像周阿三一家的悲惨遭遇，就是旧“大世界”许多下层职工的一个例子。
1925年周阿三因不堪地主的压榨，被迫带着儿子流浪到上海，托人介绍进了“大世界”，当上了一名临时茶房。他整天做死做活，还是填不饱父子俩的肚子。眼看“大世界”的楼房一层层造高了，可是这里的艺人、职工却更苦了。
当时流氓管事瞧周阿三为人老实，一天到晚像牛马似地不吭一声，就同意让他的儿子周长生在“大世界”当一名清洁工。周长生明知这一行是当时“大世界”里最低贱、最被人看不起的工作，但找个职业已不容易，只要有个栖身之地，谁还管它抵贱不低贱呢？但是，尽管他们父子俩每天从鸡叫做到深夜，吃到肚里的还是几碗稀粥，而且还要经常遭到流氓稽查的拳打脚踢。
有一次，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流氓稽查把周生长的号衣剥掉了（清洁工都穿上号衣，当时人们称号衣为“红马夹”，剥掉号衣就是停生意）。没有办法，他只得把家里的被子送进了当铺，买了礼物送给流氓。可是这个流氓稽查还嫌他送的礼物太少。后来他只得又去借了“皮球钱”（一种高利贷），添买了礼物现送去，流氓稽查才同意他第二天再去上班。周长生在“大世界”做了几十年的清洁工，那件“红马夹”不知被剥掉了多少次。
一年大年三十夜，“大世界”的流氓老板和流氓经理等照例要大张筵席，大宴宾客，极尽穷奢极欲之能事。但这天晚上，全体清洁工却要按照“规矩”，在走道上排成长队，每个人手里拎着自己的“红马夹”听候“发落”。如果流氓老板对你摇个头，那么明年这件“红马夹”你就别想再穿了。清洁工们把这一夜叫“刀子之夜”。
由于经常要受到流氓的敲诈勒索，“大世界”下层职工每月拿到一点儿微薄的工资，实际上一大半是别人的，只是从他们的口袋里过过路而已，周阿三一家不仅吃不上一顿饱饭，而且连一个安身的地方都没有。他们白天在场子里工作，深夜散戏后，等到各处打扫完毕，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找个地方睡觉。
冷天，他们睡在舞台上；热天，睡在场地的水门汀上。
1938年，周长生的妻子怀了孕，她拖着足月的身子还在场里帮着干活。一天，她感到一阵阵腹痛，看来要分娩了，可是偌大的一个游艺场，就是没有她分娩的地方。她痛得满头大汗，只得在川流不息的观众群中，一步挨一步地爬上一级级的磨石子扶梯，来到五楼屋顶。
这时天空正飘着鹅毛大雪，刺骨的寒风迎面吹来，她连滚带爬地来到潮湿的天桥扶梯下面的小间里。她就在这个寒气彻骨的扶梯洞里分娩了孩子。
当周长生知道她分娩后想来看看她，可是在工作时间，老板规定清洁工是不能请假的，虽然近在咫尺，也不能来看一下。
没有多久，周阿三又因劳累过度得了病，由于没有钱医治，竟默默地在三楼厕所旁的扶梯边死去了。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和美国兵在“大世界”进进出出，横行霸道，这时清洁工所遭到的压迫和剥削更加惨重。
“大世界”在政治上还直接成为特务、汉奸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场所。
1931年在上海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会址就是在“大世界”。开会期间，黄金荣为了表示殷勤，特地挑选他得力的徒子徒孙担任招待和保镖，并亲自指挥场内的警卫工作。
日伪时期，在“大世界”的流氓中先后成立了汪伪警察局的“侦缉分队”和“大世界游乐场特别自警团”，名义上是为了维持公共秩序，实际上是帮助汪伪警察局在“大世界”艺人、职工和游人中搞情报和暗害活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特务组织纷纷进入“大世界”，把“大世界”的许多流氓吸收到特务组织中去。当时“大世界”的特务组织就有什么“中统特别情报组”、“工特护工队”、“军统稽查大队”、“戡乱建国宣传中队”等，“大世界”的一些大流氓也都当上了这些特务组织的头子。
上海解放后，“大世界”获得了新生。人民政府接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