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尤其是随着蒋介石王朝一天天接近总崩溃，“大世界”内国民党特务对艺人舞台活动的监视和干涉也更为猖獗。1948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命令戏曲界的特务头子组织“戡乱建国宣传队”，这时盘踞在“大世界”的戏霸依照特务头子的指使，在“大世界”建立了“戡乱建国宣传大队‘大世界’中队”。在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策划下，“大世界”舞台上大量演出所谓“戡乱”戏，戏中大肆污蔑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战争。
“大世界”里还有不少供人“游戏”和“欣赏”的设备，花样很多。其中有许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借“游戏”之名，行毒害和诈骗游客之实。如摆在场子四周鳞次栉比的西洋镜，里面尽是黄色的画片。如什么“吃角子老虎”、诗谜摊、弹子盘、拉灯柱等等，实际上都是些公开的赌台。像这类赌台不下几十个，每天被骗被迷的游客不可胜数。
“大世界”也是扒窃、骗子、娼妓活动的集中地，游人因被窃、被骗、被诱而家破人亡的血泪惨剧经常发生。
1933年夏天，大京班正在上演一出宣扬封建迷信的戏，忽然有一位老夫人哭起来，嘴里不断地喊着“我刚才不过到厕所去了一回，孙儿就不见了，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在场的其他游客都替她四面寻找。而场内的“稽查”却责骂说：“大惊小怪什么，场子秩序都被你弄乱了，有事到账房间去好了。”说着就伸手把老人拖走了。一到房间，“总稽查”、绰号“闹天宫”的大流氓徐福生劈口就骂：“死人都能看住四块棺材板，你倒连一个活人都管不好，我们一天要有几千名游客，都像你这样，我们就倒霉死了。”一阵恶骂之后，便把老婆婆赶出了大门。
这类事情在“大世界”是经常发生的。原来“大世界”经理丁永昌的大徒弟徐福生就是上海的著名人口贩子，“大世界”正是他的活动基地之一，他每年不知拐骗了多少儿童卖于外地。有时，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表示愿意“帮助寻找”，但当家长们前来认领小孩时，他就趁机敲一笔竹杠。
在“大世界”里，每天活动的扒手、骗子就有几百名，他们在人群里东钻西窜，愉盗行骗。在仅有千把个座位的京剧和电影场里，平均每天就有四、五十个人被偷窃，如果再加上被骗、被敲诈以及其他的受害人，其数目就更多。在这些受害人当中，有的甚至被逼自杀。
1948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浙江嵊县的一个姓王的农民因事来到上海，不料在游览“大世界”时身上所带的钱被扒手偷得精光，连返乡的车费也没有了。这个老农民急得走投无路，最后竟跳楼自杀，“大世界”的扒手、骗子这样多，知道内情的人并不奇怪。如丁永昌的心腹、“大世界”的“稽查”俞老四，就是以“大世界”为中心的扒手、骗子集团的总头子，他与“大世界”所在区——嵩册区国民党警察局局长是结拜兄弟。而这个局长就是黄金荣的得意门徒。
另外，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盗窃股股长原来就是上海的扒手、骗子等的最高“统帅”，他也是黄金荣、丁永昌的徒弟。这些大流氓互相勾结在一起，把那些扒手、骗子的“孝敬”作为一种重要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大世界”里扒手、骗子多如牛毛的原因。
“大世界”还经常有五六百名之多的妓女在饥饿和皮鞭的威胁下，由老鸨监管着，麇集在大桥、走道等地方，强颜欢笑，公开拉客。如1940年，在城隍庙（现豫园市场）九曲桥，有一个姓吴的青年投水自杀，就是因为他在“大世界”被流氓和老鸨合设的圈套所陷，失足不能自拔，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而发生的。
流氓经理为了赚钱，经常强迫演出充满色情和封建迷信的剧目，以及以荒诞、豫园的大假山离奇、恐怖做标榜的凶杀戏。经理丁永昌曾多次提出：“要恐怖得使台下游客站不住脚。”
流氓经理为了赚更多的钱，竞强迫演员在戏中插入向观众“化彩”等花样。“化彩”就是假设剧中遇到急难，无钱解救，便向观众诉苦，以博取“同情”，请求观众施舍钞票。这时，有些地痞流氓便乘机将甘蔗头、汽水瓶之类的东西直向舞台掷去，借此取乐，使得有些演员的脸上、身上伤痕斑斑。
“大世界”的艺人们所得的报酬连最低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这还不算，他们还要受到一系列超经济的剥削。他们一进“大世界”，先得通过许多关口，即必须向管人事的把头和管业务的“游艺部主任”层层付出“开销”，否则就上不了台。老板、经理等人如有什么做寿、宴会一类的事，就强迫艺人唱堂会和“义演”，如黄金荣添孙子时，艺人们被迫参加“庆祝演出”后，非但分文拿不到，而且还要备送厚礼。
“大世界”艺人每天演出的时间都很长。“大世界”每天中午十二点开始营业，一直到深夜。一般小档节目的艺人，一天甚至要演六、七场之多。艺人们由于劳累过度，精神非常疲惫，加上场子设备极坏，演出事故不断发生。
解放前物价飞涨，可是“大世界”老板不但不增加艺人的包银，反而以种种借口，不断地将原来的包银七折八扣。其他的大小流氓也疯狂的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