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收容所
“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掀起抗日救亡运动。黄金荣等对马占山的抗日行动予以坚决支持。1932年4月19日，黄金荣领衔，与徐李龙、杜月笙、王一亭、王晓籁等联合致电黑龙江主席马占山，支持其抗战行动。
5月2日，马占山回电黄金荣等表示：“占山今已决心誓雪此耻，秉国府之意旨，率部属而奋斗，以与沪上各军，遥为声援……幸赖诸先生与诸同志，大声疾呼，唤醒民众，齐赋同仇，誓为后盾，将来长期抵抗，终必成功。”
“一二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上海各阶层民众纷起抗争。
国难会议原是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九次大会（1931年11月22日）做出的决议，后因蒋、汪矛盾和淞沪抗战爆发而推迟。1932年4月7日，终于在洛阳举行。
本来值国难当头，各界无不希望“广集忧时之士、经世之才”，团结和发动国民，一致御敌。但国民党对国难会议已定下基调，即可以说“救灾”、可以谈“绥靖”（剿共），惟独不可言“救亡”，这表明国难会议实际已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御用工具，人们无不失望。
4月5日，上海会员张耀曾、黄炎培、史量才、章士钊和黄金荣等六十六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表示不愿参加国难会议的理由：“国难会议，辱承敦聘，读组织大纲，集全中国意志，共定救国大计等语。念匹夫之有责，虽汤火莫敢辞。顾同人深信凡民族争存于世界，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盛衰存亡，胥系于此。我中华民族，所以积弱至今濒于危亡者，唯一症结，确在不能合作。民国二十余年，内讧之频繁激烈，人所共见。近数年来，更立一党专政之制，杜绝多数民众政治上合作之途，以致党员斗争于内，民众睚眦于外，全国嚣然，戾气充溢，日人乘之，乃有九一八以来之奇辱。此而不变，沦亡可待，遑论御侮。同人参与国难会议，方拟开陈所信，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现全民协力之宪政，对此救亡大计，努力解决，以答政府相邀之雅，而副人民望治之殷……政府忽有限制会议议事之规条，经推代表赴京晋谒，奉询真理，复承汪院长函复，会议讨论以御侮、救灾、绥靖为范围等语，诵悉之下，不胜惶惑，以为尊台赴会，如严守制限，置救亡大计不提，则对国家为不忠，对政府为不诚，而政府既已严定制限，则此实施宪政之案，又无提出会议余地，思维再四，与其徒劳往返，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车，稍明素志。因特电陈不能赴会理由，幸乞谅察。”
通电公开后，各界赞同，而蒋、汪政府颇为难堪，汪精卫一连数日来电催促，而上海众会员仍不让步，4月10日再次联名通电，表明两点主张：“其一，同人痛愤日本非法无道之暴力侵略，彻悟拥护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之严重责任，同时并顾念世界维护和平之报坛巨子申报经理史量才，因时评文章触及时弊，影响甚大，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信约及努力，主张以左列大方针，对付外患：一、中华民国领土及主权之完全无缺，为全国人民神圣不可侵犯之主张，不辞任何牺牲，必拥护到底。二、为贯彻前项主张，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三、对外任何条约及协定非经临时民选参政机关或宪法上之有权机关同意，不生效力。
其二，同人深感挽救国难，非举国一致不为功，又故念应付国难，非政府健全有力而不可，更确信永久防止国难，非实行民主政治不能彻底奏效。主张在宪政未实施以前，由国民政府立即实行左列各项：一、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各自由，凡限制上述各自由之党部决议及一切法令，除普通刑事及警察法规外，均废止之。二、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不得再用公款支给任何一党党费。三、实行地方自治，予人民以自由参与地方政治之机会。四、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五、设立民选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限二个月内成立。六、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内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通电最后指出：“倘若大会赞同，政府采纳施行，一新全国视听，藉以团结人心，消弭大难，则同人虽不及赴会，其与赴会无殊。”
这些主张彻底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当时轰动一时。按照黄金荣的学识，他肯定不是首倡或中坚分子，但他赞同这一宣言，这已是我们所看到的他在政治上最进步和开明的举动了。
这两项倡议深得与会会员的响应，国难会议主席团被迫增加了关于政治改革议案的讨论，最后通过了《如期结束训政》、《设立中央民意机关》、《国民代表大会有预算决算国债之决议权》等议案，通过了《共同御侮原则》和《国难会议宣言》等。
“一二八”事变前后，黄金荣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例如募集救国捐，全国各界积极响应，热情之高，可谓史无前例。
时国民政府自1931年10月到1932年5月的八个月中不给十九路军分文军饷，而上海民众的捐献超过了十九路军八个月的军饷。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感动地说：“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