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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主张，意味着参加恒社的人都将是各界的实力人物，这实际上是为杜月笙在中上层社会中，组成了一支帮口力量，用集团的势力，影响和左右上海滩上的中上层社会。
陆京士的建议深得杜月笙欢心（不久，杜即推荐陆当上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处长和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即把组办恒社的重任全权托付给了他，又亲自指定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想堂、《申报》主笔唐世昌、社会局调解股股长王先青、第三科科长许也夫、总管家万墨林等十九人为发起人。
这十九人中，万墨林事实上是杜月笙的私人代表和主要联系、决策人。
恒社还制定了一个圆形社徽，周围十九颗星（指十九个发起人），绕成一个花边，中间一口铜钟，象征“声”之源，钟的外壁悬一新月，“声”“笙”同音，寓“月笙”名字，整个图案为众星拱月，组织意义十分明显。
经过陆京士等人的精心筹划，1932年11月，“恒社”正式成立，宣布二十字宗旨：“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
成立初时，恒社仅有一百三十余人，但主要人员的分布，却颇能反映杜月笙兴趣所在，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方面，有陈君毅、林美衍、黄造雄等；在市政府社会局方面，有科长张秉辉、许也夫及主任王刚等；新闻界有唐世昌、赵群豪、严服周等，邮务工会有陆京士、傅德卫、张克昌等；电影界有张石川、任矜革等；鱼市场有唐缵之、朱东山等；法商电车公司有邵子英等，京剧界有赵培鑫、孙兰亭、汪其俊等；交通业有周祥生等。
除上述行业之外，银行、企业、纳税华人会等机构中也都有人，巡捕房里还有若干包探、巡捕，有的分开，有的暗藏；各尽其通风联系、相互利用之能事。而一般社员则分布在上海社会各阶层。
为了使入社会员成为杜氏私家兵马，还特别规定，凡入社者，须先用红帖子开明自己的祖宗三代，并写明：“愿拜门下听从训诲”的字句，由二名介绍人和本人具名，然后按照约定日期备齐礼物，持往杜家行礼。
最初要向杜月笙跪拜，后来，为适合中上层人士的特点，杜月笙改变了形式，改跪拜为三鞠躬，如对方是社会上头面人物，杜还拱一拱手，说声“不敢当”以示回敬，但遇到极清高的，杜月笙亦不敢苛求，投一张拜师帖子也就行了。
经过杜月笙、陆京士等人的多方活动，没多久，恒社就发展到一千多人。这批人不同于大小八股党等青皮、流氓，基本上都拥有一定的产业和身份，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
恒社的成立，顿使杜月笙在上海上层社会中也掌握了一股威慑力量，它和大小八股党一起，组成了杜月笙手下的文武两套班子，成为杜月笙在上海滩“打天下”的组织基础。
恒社有一个出版物《恒社月刊》，但内容一般，没什么社会影响。社内时常举行的是彩排、聚餐之类的活动，以加强杜氏门人间的联系。其社址最初设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后面，采用俱乐部形式，后因组织扩大，场地太小，不敷使用，杜月笙就在爱多亚路买了一幢房子作为新社址。
有了“恒社”的辅佐，杜月笙如虎添翼，仗着这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杜月笙迅速爬上了上海“商界领袖”和“社会领袖”的峰巅。
为了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杜月笙频繁地在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中露面。
1935年，江湾市中心区体育场开幕，要举行大规模的全国运动会，可是经费不足，难以举事。主办人郝更生登门向杜求援，杜月笙一口答应，出面借了国际饭店，将上海工商各界名流贤达一一请到，然后摊出了郝的难题，商议捐款。
结果，与会诸人纷纷解囊，捐款数远远超出实际所需，组委会大喜过望。为了感谢杜月笙的概援之德，在全运会开幕式足球赛开始前，他们特意请杜月笙到中场，为球赛开球。这使杜月笙大为兴奋。
次年，国民党发起向蒋介石献机祝寿活动，杜月笙不献则已，一献惊人，他一下便捐出了两架飞机，一名“月夕”号，送给当时的飞行社，一名“月辉”号，送给中国空军。
一人献出两架飞机，这种财力，这种派头，不仅在上海，在全国亦属绝无仅有。当时国民党大小报纸，着实为他鼓吹了一番，使他轰轰烈烈地扬了名。
杜月笙的这一系列辉煌之举，无疑像是千万座大山压在了黄金荣的头上，他觉得自己失落了，他不甘心。
1936年的夏天，黄金荣默许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专事对付杜党，企图制造杜门师徒矛盾，搞垮恒社。
忠信社命名的由来，取之于漕河泾黄家花园六角亭上蒋介石写的“文行忠信”石碑，黄金荣以其中的“忠信”两字为名，组成社团。
忠信社主要分子有邱子嘉、丁永昌、陈培德、张善琨、徐笠衫、姚松如、陈福康、鲁锦臣、潘瑞生、龚天健、胡憨珠、杭石君、吴玉荪和黄振世等，算是该社委员。社员则由委员口头通知聘定，没有正式手续，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