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了巨大反响。为谋在京长期合作，曾开设“美益饭店”，因用人不当，亏损巨大，乃离京转济南、青岛返沪，重入上海丹桂第一台。
1927年，转天蟾舞台，编演许多新戏，如《六国封相》、《卧薪尝胆》、《陈胜吴广》、《博浪椎》、《鸿门宴》等。同时，开始排演连台本戏《封神榜》一至十本，一直演到1928年为止。是年，周信芳经田汉介绍，参加了南国社，并演出欧阳予倩的剧作《潘金莲》。此后，天蟾舞台由南京路迁往福州路，他继续编演十一至十六本《封神榜》，还新排了《龙凤帕》、《华丽缘》、《九战章邯》等剧，影响日益扩大。
周信芳一生编演了许多新历史剧，都是借古喻今，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
“九·一八”事变后，他和王芸芳等排演了《满清三百年》，宣扬爱国救亡，对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大加斥责。“一？二八”以后，他改编并演出《明末遗恨》，描写国破家亡的惨痛，抨击“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满朝文武。唱词中有：“富家翁只知道鱼肉百姓，他把那国家事置若罔闻”，以及“兵是匪，匪是兵，长官造成”，“这时候再取乐太无人性”等语，矛头直指反动当局。
《明末遗恨》是“麒派”的代表名剧，上演这出戏，对周信芳来说，有着一段颇为伤心的历史。
在20年代，上海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不宁的情况下，有钱人纷纷迁居租界，托庇于洋人作为寓公。同时，上海流氓大亨也乘机纷起，各自树立山头，称霸一方。随着市面的繁荣，戏院茶楼日益增多。
当时在四马路开设的一家京剧剧场名叫天蟾舞台，老板就是上海滩上赫赫有名的大流氓顾竹轩。顾竹轩是苏北盐城人，因排行第四，人称顾四。最初在上海巡捕房当一名包打听，后来入了青帮，广收门徒，逐渐培植起一股势力，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并称为上海的“四大金刚”。此人心狠手辣，绑票暗杀样样都来，因此社会上对他都畏惧三分。他开戏馆为的是赚钱，要赚钱就要有好角儿。
当时周信芳正走红，上海人都会哼唱几句麒派戏，他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中的著名唱段“三生有幸……”街头巷尾随时都可以听到。因此顾四就看上了他，邀请他当台柱，而且给予优厚的待遇，目的是钓鱼上钩。周信芳这时因为身上背有债务，很想借这机会把债务还清，于是就答应了，双方签订了合同，正式参加天蟾演出。演出效果很好，经常满座，给顾四赚了不少钱。开始的时候，顾四按照合同，按月分成，如数照付，后来渐渐态度变了，包银逐月减少。问他原因，就推说营业不好，卖座下降。并假称满座人都是他请来捧场，是看白戏的。周信芳明知他是弄虚作假，也敢怒不敢言。
等到合同期满，周信芳想辞班跳出他的牢笼，可是顾四早就料到他这一着，就先发制人，设下“鸿门宴”，把周信芳请去吃饭，在场的都是他的手下门徒和前台的各色人等。酒过三巡，顾说：“现在市面不景气，百业凋敝，我这个戏馆勉强支撑着，为的是大家都能有口饭吃，今天我请各位来，就是请大家给个面子共渡难关。愿意做下去的，咱们是朋友；不愿做的，今天表个态，我也不难为他。今天如果当面不说，背后捣鬼，那就莫怪我不客气了。”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这际上是恫吓威胁，谁敢说个不字。在这酒宴上，周信芳当然不敢提出辞班要求，只好哑吧吃黄连继续再唱下去。
可是包银越来越少，周信芳带着一个戏班，开支也不小，经济上人不敷出，急用时只能到前台去借支。这样不但旧债未清，反而添加了新债，走又走不脱，唱下去又不够开销，他就这样落进了顾四设下的陷饼，成了他的摇钱树。
为了跳出火坑，周信芳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有意在台上泡蘑菇，降低演出质量，这是违背一个正直艺术家的良心的；他虽然不愿意，但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果然，观众渐渐真的减少了。顾四见状知道油已榨不出来了，就改口叫人转告可以放他走，但要将欠账结清。周信芳去前台结账，不料算下来，竟积欠一万多元。他唱了这么长时间的戏，给顾四少说赚了十多万元，到临走不但分文没有，还倒欠他一万多，这话从何说起。为了脱离苦海，他只得咬牙承受，立下债券，告别了“天蟾”。
出了天蟾，怕顾四寻隙报复，他不敢再在上海这码头唱戏，便去了天津、北京演戏。
“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北方回到上海。
离开上海数年之久的周信芳，在黄金大戏院登台了，第一天演出的就是这出《明末遗恨》。演出广告见报后，剧场门口就排了长队争着购票，人数愈聚愈多，最后剧场不得不拉上铁门，捕房出动警车来维持秩序。演出时，当周信芳出场，台下观众报以雷鸣般的热烈掌声，经久不息，甚至使戏不能演下去，周信芳只好暂停演出向台下拱手致谢。上海观众热爱这位艺术家，对他的受屈流离在外表示同情，衷心地庆贺他重返上海舞台。
十九世纪末年的城隍朝九曲桥、湖心亭，全系砖木结构黄金荣大肆收徒，这些门徒每年都要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