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通告一出，蒋介石委派的淞沪警察厅厅长吴忠信，立即发出布告，说“已奉总司令谕，中华共进会准予成立；并于4月3日呈奉军长（即周风歧）批示。据此，除准予备案外，并给予保护，仰即一体遵照”。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一出蒋黄徒师导演的蹩脚的双簧戏。
接着，4月7日，上海各大报纸便登出该会的《第二号公告》称“本会所有经费，暂由发起人筹集，并无会员另外筹集，恐有误会，共此布闻”。这是黄金荣在向蒋介石报账，告诉他五万元经费，我并没有独吞。
《公告》还称：“本会自恢复以来，所有会员均遵守本会章程，故意破坏本会名誉者，均视为公敌。”
4月8日，中华共进会又发布了《第三号公告》，这也是一份宣言书：
“风云会合，日月重光，青天白日之旗行将发此幽燕，复我中原，指顾可期，结社集会，还我自由，本会自当应运恢复，召集旧日同志，维护国徽，巩固民气，一致服从三民主义，投裾奋起，因我子弟之兵，甘作前驱，共扫凶残之孽。”
其实，真正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华国民共进会的成员已经很少，现在集结的主要成员是黑社会中各流氓同伙的骨干，可谓集上海社会恶势力之大成。当时中华共进会刚筹备气焰便十分嚣张，引起了总工会的警觉，要求各大报馆拒绝刊登有关共进会的启事、通告或者消息。“因此各报馆纷纷通知‘共进会’，不再继续刊登该会的任何启事。”中华共进会的办公地点在老西门关帝庙，并在里面设下了公堂和拘留所。会议场所有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的梵皇宫。
中华共进会开始筹组后，即在租界当局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一支武装的流氓帮会队伍，其名称为“武装巡逻队”，队长是叶焯山，队员每日清晨在嵩山路外国坟山（今为淮海公园）集结和操练，然后与巡捕同时站岗，名为维持租界治安。
为了有足够的力量打击共产党及其纠察队，法租界向中华共进会提供了五千枝步枪和大量的弹药。黄金荣、杜月笙等黑社会首领也各自出钱，委托洋行购买了长短枪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两个租界当局对上海黑社会与蒋介石的顺利结合显然是十分赞赏，他们特地在中华共进会机关的门首派驻了六名巡捕，连共进会头领议事决策之所的杜公馆，也没有四名巡捕守卫。
流氓帮会在共进会的旗帜下集结后，黄金荣、杜月笙等又与蒋介石的代表陈群、杨虎、王柏龄制定了具体的镇压纠察队的计划：首先由中华共进会成员冒充工人纠察队与其闹事，然后由东路军总指挥兼上海戒严司令白崇禧、副司令周凤歧指令第二十六军乘机对纠察队缴械。为此，中华共进会准备了大量的纠察队工字符号的臂章，仿制了一批总工会使用的其他标识，还派杜月笙、芮庆荣、马祥生等与二十六军各师、团联络停当。
二十六军参谋长祝绍周后来承认，他与杜月笙等为反共缴枪之事“常事往返，筹策应付”。熟知内情的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在4月2日举行的秘密反共会议上胸有成竹地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是坚决反共的。”
黄金荣的公馆成了火药库。黑社会搜罗到的枪支都集中到交通方便的钧培里黄公馆。法租界的巡捕们也在其公馆前后日夜巡逻，尽心保护。到事变前夕，各路黑道头目根据其部署到黄公馆领取枪支和弹药。
一切都悄悄地谋划完毕，当租界当局询问中华共进会负责人：清党需要多长时间可告完成时，得到的回答是胸有成竹的：“二十四小时可以解决。”
4月10日，蒋介石开始在南京全城搜捕共产党员。同时，蒋介石下达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这天深夜，哗哗大雨下个不停。爱多亚路安乐宫旅社内一间小房子里的电话铃响了，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黄金荣猛地一惊，随手抓过身旁的电话听筒。
“黄先生吗？我是杨虎。”电话里传来的是警备司令杨虎的声音。
“杨司令，你好！陈主任来过电话，他要我等你的命令。”
黄金荣把下午“清党委员会”主任陈群的指示提出来，以示自己对这件事的忠心，“所以，今夜我一直坐在电话机旁，等待杨司令的吩咐。”
“一切都准备好了吗？”
“万事俱备，只欠你的‘东风’。”
“好，立刻动手吧！”
11日凌晨一时，狂风夹着暴雨，敲击着安乐宫旅社一间密室的玻璃窗。黄金荣背窗坐着，两个徒弟马祥生和金廷荪并排站着，听候师父的命令。
“你们俩各指挥一队。祥生攻商务印书馆，阿苏攻东方图书馆。要打起工人的旗号，早先准备好的衣服和符号，都穿好、别好。要装得特别像，不要露马脚，知道吗？”
“知道，知道，”马祥生不停地点头，“只是我手下只有五百来人，少了点，师父是否再拨点人马给我？”
“祥生啊，你要晓得我手头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