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芳占领上海，潮帮的运土路线就此被卡住。最后，潮帮土商只得再度屈膝于三鑫公司，在它的保护下分得余利。
同样，中国地方政府及军警当局也无一例外地分享着鸦片的好处。黄金荣凭借其上海地头蛇的特殊地位，前后与各种军阀势力结为莫逆。无论是卢永祥、何丰林、杨善德，还是齐燮元、孙传芳、张宗昌，对可坐享巨额银饷的三鑫公司均大开绿灯，并尽力保护，当然，三鑫公司方面也会不时地相助军饷，因此黄金荣被军阀们引为知己。
20年代，军阀之间混战连连，但对黄金荣的三鑫公司，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相反有时浑水正好摸鱼。
自1924年齐、卢江浙战争后的两年间，统治上海的军阀曾五易其手：卢永祥之后齐燮元据沪；到第二次奉直战争，齐燮元败逃，卢永祥再度返沪；不久卢永祥被奉军杨宇霆替代；随后孙传芳又将杨宇霆逐走。
总之，不管哪路军阀当权，黄金荣等总是作为被军阀们“争相罗致”的对象而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如1925年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获胜，加入奉军的张宗昌乘胜南下进入上海。张即通过其青帮大字辈师父李徵五的介绍结交了黄金荣，黄金荣邀请张宗昌到黄公馆吃喝玩乐，聚赌狎娼，然后对张言道：“你现在拥有十多万军队，薪饷开支很大，仅靠奉天发给的经费，远远不够。我们可以在上海帮你的忙，给你筹划一些。”本来就是“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立即同意并与之达成协议，以贩毒筹集军饷。
于是，张宗昌派军队保护三鑫公司麾下土行的毒品输入，而鸦片商人们则预付三百万元的“保险费”。当张部奉命撤离上海后，奉军命李奎元为驻沪办事处处长，专以上演机关布置连台京戏而著名的共舞台，创办于1917年，原名乾坤大戏院，原名乾坤大戏场，原属大世界游乐场的演出场地门负责与黄金荣等商洽护运鸦片以换款子事宜，并留下王栋负责毒品进口后的安全输运。
1925年10月，孙传芳控制了上海，与黄金荣谈妥，以张啸林、杜月笙为高级参议，与三鑫公司合作，照样派兵保护鸦片，并帮助公司取缔其他黑道上的对手。而公司每年支付孙传芳部队一千五百万元的报酬。
20年代也是中国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期，上海人民不断展开如火如荼的斗争，而黄金荣等竟乘机大肆活动，趁“各界对土案不遑顾及……华界连日召集大小同行磋商推销营业办法，订立各城乡凡愿担任分销者，且由日销五十箱增至七十箱”，继续大量贩毒，以捞取金钱。
红男绿女，翩翩起舞——当年舞厅一角三鑫公司巨额毒品利润对租界税收的支撑，使得法租界当局十分满意。
1925年5月下旬，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布卢姆再次与三鑫公司签定协议，根据这一协议，法租界内可以开设二十家鸦片零售店和一些土行；公司首先向巡捕房支付十四万元，以后每月向巡捕房预付烟税八万元，并负责提供保镖制服等，此外还要向所谓的“欧洲委员会”支付进库鸦片每箱二百五十元，另外，每家烟土零售商还要每月向租界交纳五百元；在启运鸦片时须事先通知巡捕房；巡捕房将对非公司的土商等进行打击，以保护公司的利益。
协议不仅扩大了公司的营业范围，而且进一步保证了三鑫公司对鸦片的垄断权，并巩固了公司与租界之间的牢固的同盟关系。
1926年，法租界当局迫于中华民国拒毒会的禁毒压力，被迫在租界内举行了一次搜查，尽管这次搜查是象征性的，但也已使部分鸦片零售商十分惊慌。这一来却又给三鑫公司以可乘之机。即营业重心从保运进而发展到保销。
时上海的报纸对帝国主义与流氓帮会合伙贩毒叙述颇详：“本埠烟上贩卖，自法租界当局，接受拒毒会之报告，举行一次搜查后，目下暗中有军舰为之保护，不受海关检查。各土行近日门市亦甚佳，大者每日千余元；小者亦至少六七十元。各土行每月之秘密费，每家至少亦须千元，各土贩设有两种公司，一为保运公司，以运动当局，保护烟土往来，不遇任何危险为专责；一为保销公司，以运动允准暗中贩土为专责，以杜某为之长，收入甚丰。闻各土贩等，神通广大，设当局下午将往某土行搜土，而该土行已早于上午接得报告，先事筹备，届时搜获者，不过零星数两或数磅之土而已，反之若保险之土行，事前未获得报告，而突遭搜查者，则所受之损失，由杜某立即赔偿之，各土贩等暗中有此保护，遂有恃无恐。”
三鑫公司的作用，一是对20世纪初中国鸦片走私的空前活跃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鸦片是英国殖民者打开中国中世纪大门的敲门砖。自19世纪初大量输入中国后，形成社会问题。到鸦片战争前，中国已有二百多万人吸食毒品。此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的推波助澜之下，到1906年，吸毒人口达到两千万人。
清末民初，中国自上而下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禁毒运动，进口洋烟和国产土烟均急剧增少，然而，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的时代，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