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的烟馆和燕子窝也是三鑫公司的禁脔。公司规定对界内的烟馆、燕子窝进行保护，每盏烟灯须向公司缴纳“烟枪税”大洋三角，公司将保证其正常营业，一旦发生烟馆、燕子窝遭其他流氓骚扰或被巡捕冲击事件，公司将全额赔偿其损失。公司雇佣数十名流氓为检查员，专门轮流到各烟馆检查烟枪执照，实点烟枪数目，发现少报、隐瞒的，轻则罚款，重则吊销执照，停止营业。
同时，三鑫公司也直接参与鸦片的贩卖。它直接设有中华烟馆、宝裕里烟馆等。三鑫实际上成为了包销鸦片的超级大型土行，且由于它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使它能够操纵鸦片价格的涨落。就这样，黄金荣集团凭借着流氓帮会的巨大能量，以及租界殖民者和军阀的背景，使三鑫公司的贩毒不仅独占了法租界的鸦片市场，而且还插足公共租界，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公共租界的地下鸦片市场；不仅如此，其业务还扩展到了全国各地，随着时间的推延，其涉及的地区更加广阔。
例如热河为民国鸦片的重要产地之一，汤玉麟每年要将数百万银元的鸦片（北口土）运至上海，由三鑫公司销售。对鸦片业的垄断给三鑫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因三鑫公司营业的秘密性质，其年收入究竟有多少，没有精确的统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从零星史料中推算出尽量接近历史真实的概数。据参与其事的郁咏馥回忆，三鑫公司的毒款，每年可有几千万元。当时上海《字林西报》也刊文披露：“据确实消息，上海于近五六年中，闻有许多著名华吏，与租界内之一西人团体，会同经营此事……最近在吴淞渔船中，查出大宗私土，值一百万元。曾经扣留若干时，后即开释……上述之机关，据云专门收费，其中人物闻有中国武人、警官、文官、查烟员及租界巡捕与流氓等，若辈专为保护私贩，得安然在上海登岸，私土均分作一磅二磅包装，做圆球形，该机关收费，自半元至一元不等，另加保险费，每盎司一元，今年正月十号，某官吏谋私运土三百箱入吴淞，即由机关中人扣留，因事前未接洽，私土即将充没，幸经某武官及侦探到场调解，卒由该官照付巨费，将土领回云。近来私运之范围渐大，每月吴淞一处上岸之上，在一千箱以上，每箱平均两千八百盎司，每盎司该机关收费一元，每月收入有二百五十万元，或一年三千万元之多。”
据此再加上烟枪税与自设烟馆的收入，则三鑫公司的年收入在五千万元左右，应不会有太大的出入。1916年中国国家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直到1925年也只有3．45亿元，而三鑫公司的收入竟相当于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的16%～12％，真是富可敌国了。
这些巨款由公司职员及与之有关的人员分润。公司的职员大约有一百五十人，直接经营公司的上海流氓帮会人员，所获最多。其内部按“大三股”、“中六股”和“小八股”来分配。
所谓的“大三股”即黄金荣、张啸林和杜月笙三人，他们每年所得都在上百万元，其中又以黄金荣最丰。
“中六股”即金廷荪、沈杏山、顾嘉棠、叶焯三、徐采丞、芮庆荣等人，他们有的是三鑫公司的得力干将，有的是三大亨的铁杆亲信。
“小八股”指部分八股党及其徒子徒孙们，只要挂名为“检查员”者，都能从鸦片交易中得到数十元到数百元的好处。他们以及所有的公司职员除了薪水以外，还有三节分红（端午、中秋和过年），一个普通的杂役，也可分得六七百元，职员则数千至数万元不等。公司为收买人心，对上海帮会的头面人物也支付孝敬费，每人每月达三百大洋。
这些人包括张树声、高士奎、曹幼珊、刘登阶、梁绍堂、步章五、程孝周、樊瑾成、阮慕白、李琴堂、荣华亭、袁克文、张蔚斋、李春利、周盖臣、吴省三等。
法租界当局是瓜分公司利润的另一股势力。鸦片税包括烟馆土行的执照税、营业税、燕子窝的烟打捐等，作为法租界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一直在其财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法租界内，上至法国总领事、公董局董事、巡捕房总巡，下至一般的捕员小吏，按照各自的官位尊卑，对公司的贡献大小，均可分享鸦片之余利。其所得也是相当可观的，仅总领事范迪尔每月到手的鸦片津贴就达十八万银元；而公董局、巡捕房等机构之所得也不少于该数。
不仅如此，法租界还经常借口特别支出而向公司“打秋风”，如法国将军麦兰来沪的招待费便是公司出账的。特别是1920年5月新任总巡费沃利上任，费氏见钱眼开，使黄金荣如鱼得水，营业更加红火。
潮帮烟土商人在黄金荣的羽翼下，也能得到稳定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比起他们独占的时代来1935年开张的仙乐斯舞厅说，要少得多，因此他们也时常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尝试摆脱三鑫公司的控制，1923年，他们与青帮大字辈首领、原通海镇守使张镜湖联手，开辟贩毒新线路：鸦片从公海运至长江北汉的启东海门，然后用小船接到苏北，再转运各地。
一时，三鑫公司曾经收入锐减，但好景不长，次年江浙战争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