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韩达的侦察，认定凶手为王惠根，并查知其匿迹之所，遂于21日前往搜索逮捕。
黄金荣升为督察长后，治绩也很显著，他曾捕获大批盗匪。
当时，上海连连出现杀人越货的案件，法租界总巡费沃利要求黄金荣火速破案。黄金荣与正副督察员沈德福、杨振富率探员金九龄、许培春、何土根、陈阿毛、任水扬、潘瑞福、王如枕等到处侦察，终于查得这些歹徒隐匿在闸北与公共租界交界处，经与各方商洽，16日，黄金荣与各员前往缉拿，一时警员密布，将十多名盗匪全部逮捕归案。受到各方赞扬。
自从黄金荣升为督察长，法国人还派去八个安南巡捕保护黄金荣的安全。
黄金荣带着这八个安南巡捕进进出出，权势如日中天。可以说，这是黄金荣的巡捕生涯达到了最辉煌的时刻。而这一时期，除了在巡捕房的辉煌之外，他在所涉足的各个领域都创造了不小的“业绩”，黄金荣走向了人生的高氵朝。
立贩毒机关
中国近代鸦片泛滥。在整个19世纪的一百年里，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既不是棉纱、棉布，也不是机器、钢材，而是鸦片。
自19世纪50年代起，上海便是毒品交易中心。上海的烟土业主要由广东帮商人垄断，但流氓帮会一直与毒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世纪70年代的上海，烟毒弥漫，鸦片泛滥。
当时外国运往中国的鸦片，大多经上海流入内地，而四川、广东、云南等地的鸦片商，也将当地生产的鸦片大量运往上海，这样，上海成了全国鸦片的主要集散地，贩运鸦片活动十分猖獗，一些烟土行因此发了大财。
但烟土行的老板也有他们的苦恼，这就是鸦片在运抵上海进入烟土行前，经常遭人暗偷明抢，损失惨重。
运往上海的鸦片，大多走水路，由于黄浦江水浅，吨位大的轮船不能直接靠码台，只能停在江心将货用小船驳运上岸。这些小船经常莫名其妙地翻沉，大批鸦片沉入江中。
虽然政府已下令禁烟，但仍是屡禁不止，烟店公然开张，四处可见堆放在码头上的鸦片，也时常成箱成箱地不翼而飞。鸦片从码头运往烟土行途中，也经常被人持械拦截，抢夺一空。
这些偷抢鸦片的，是在码头一带活动的流氓，其中有一批水性很好的“水老虫”。黄浦江上驳运鸦片的小船就是常常被他们掀翻，然后潜入江底捞起鸦片偷走。
大小“八股党”是当时较为有实力的两个集团。
辛亥革命前后，以沈杏山为首的帮会集团控制着公共租界的原英租界的地盘，他纠集了季云卿、杨再田、鲍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等人形成一个帮会流氓集团，号称“八股党”，其主要活动是从事利润最丰的鸦片走私。
最初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即抢劫鸦片。后来与控制鸦片贸易的潮帮土商谈妥，“八股党”收取保护费，为潮帮土商包接包运鸦片。
为此，“八股党”与公共租界巡捕房合作，华人探长谭绍良、尤阿根和陆连奎等均是其心腹弟兄，同时他们还以财物贿赂上海两大缉私武装——水警营和缉私营，然后通过该两营又打通了军队的关节，军队得了贿赂，派出士兵化装在沿途严加保护。
同时，“八股党”又在巡捕房内的成员和眼线的配合下，与公共租界警务处合伙，租界上下从“八股党”处拿定额津贴，而对其承运的鸦片予以特别关照。就这样，沈杏山的“八股党”依靠强有力的流氓及其背后的势力，从吴淞口外承接鸦片运入公共租界，交给潮帮土商，然后将部分鸦片再运出租界转入内地。
由于“八股党”的凶悍、高效率和出道早，其承运的鸦片远远超过了法租界的黄金荣集团，几乎垄断了整个上海的鸦片承运业，公共租界的土行烟馆也因此而日益繁荣。
对于沈杏山集团的异军突起，黄金荣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责成年轻而能干的后起之秀杜月笙负责争夺鸦片的承运权。由于鸦片业的无与伦比的高利润，这场两个流氓集团之间的争斗，不仅是为了争夺鸦片的提运权，更重要的是争夺今后对整个上海的控制权。
杜月笙针锋相对，从十六铺、郑家木桥等地召来了顾嘉棠、高鑫宝、叶焯山、芮庆荣、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成“小八股党”。
这八人后来成为上海流氓帮会的骨干。顾嘉棠，上海人，出生在赵家桥（今常德路），小名泉根。早年在北新泾种花，人称“花园泉根”，会拳术，与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并称“四大金刚”。发迹后在静安寺一带购置房地产，有“沪西半边天”之称。
高鑫宝，上海人，出生在马立斯一带（今延安中路成都南路），幼时随父在球场上为外国人拾网球，能说英语，曾在怡和洋行当服务生，后在一家美资飞星车行当司机，与人组织“斧头党”；拜青帮王德霖为老头子。发迹后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开设丽都舞厅（其址今为上海市政协内丽都俱乐部），人称“丽都之狼”。
叶焯山，又作叶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