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雷狄主教
随着“事业”的不断发达，同孚里的黄公馆越来越不能满足黄金荣的需求，黄金荣遂移至林桂生祖宅。
林家的老宅在八仙桥麦高包禄路（今龙门路）上。八仙桥地区的大致范围是今延安东路以南，云南南路以西，淮海中路以北，普安路以东，这一带原来是农田和村舍，河浜纵横。划入法租界后居民增多，于是河浜上的桥梁也增加了。
据说在19世纪中叶这一带有五座八仙桥：在今云南南路有横跨洋泾滨上的北八仙桥，大世界延安东路南侧有周泾浜上的老八仙桥，今宁海东路与宁海西路间有横跨周泾浜上的老八仙桥，今金陵中路间有跨周泾浜的南八仙桥，今龙门路金陵中路处有南北向跨北长浜支流的石八仙桥。
这八仙桥地区是法租界的中心地带，南面的宝昌路自20世纪初起店铺林立，商肆稠密，已与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并驾齐驱。一次大战后，为纪念法国名将霞飞，将宝昌路改作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逐渐成为法租界的第一繁华之地。
此时，林桂生的父母已亡，作为独女的林桂生继承了这份家业，入赘女婿黄金荣自然非常清楚这一黄金地段的身价，于是，与林桂生商量之后，决定卖掉同孚里，迁入八仙桥。此次安家，黄金荣十分重视，做了周密的规划。
到了1915年，他先将林家老屋推倒，然后在原地上建起九幢砖木混合结构的二至四层的里弄房屋，这里占地面积为1.55亩，建筑面积为1703平方米。沿霞飞路和麦高包禄路的底层为出租的店铺，上面仍是住家。
搬入新居已是1916年了。新居地取名钧培里，这里黄金荣按照沪上的取名20世纪20年代的跑马总会建筑习惯，以养子黄钧培的名字命名。
接着，黄金荣又购下沿街的土地，建成一排三层街面房屋，以拱卫自己的住宅，赁屋居住者均是其徒子徒孙。
此外他又安排了第二层势力圈，即他的得力帮手和干将们如杜月笙、顾荣生则住金福里，袁宝珊、金廷荪、马祥生、范恒德、戴老二、蒲金荣等住在附近的宝昌里、福昌里（今云南中路九弄、西藏中路二十三弄）、贞吉里、生吉里（今西藏南路二百一十四、二百二十四、二百三十四、二百四十四弄）、元声里（今寿宁路六十九、七十一、七十三弄）、紫阳里（在柳林路，已被拆除）等里弄，与钧培里望衡对宇，以便招之即来。
钧培里弄口上书“钧培里”三字，弄口设铁栅栏门，两边各置一条红漆长板凳，凳上每日坐着几个彪形大汉，均清一色黑香云纱褂裤，活像一群戏台上的武生。人弄钧培里一号即黄公馆，它是一幢独立的洋房，房间足有几十间。西边的一幢由其胞妹一家居住。
钧培里二楼正中为客厅，朝南是一排八扇玻璃长窗，窗下是三只红木茶几，间隔摆开，每只茶几间是仿明代式样的红木太师椅。上海作家沈寂先生曾与杜月笙的儿子有同窗之谊，而他的大舅曾是黄金荣手下的巡捕，他在《大世界传奇》一书中有段详细的描绘，摘录如下：
“天井正中面向弄堂是幢双层五开间中式楼房，底层中间是三间阔的前客厅，客厅里地下铺了大块棕纹白色的大理石，上面横梁悬满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敬赠的红底金字横匾，前者有蒋介石、汪兆铭、杨啸天、宋子文、韩复榘、吴佩孚等人；后者有朱葆三、虞洽卿等人。不是歌功颂德，就是铭恩褒奖。厅中央挂了一幅关公读春秋的彩色巨画，画上神像和真人一般大小。前面长案上供着半人高的特制香炉烛台，终年烟火缭绕。关公像左右两旁排着一连串镶有锦框的法国领事馆和公董局颁发的洋文奖状。四面靠墙排着红木椅几，几案上满放着各大商行送来题刻着‘乐善好施’、‘侠义心肠’等的大小‘银盾’。在大厅中间，气派十足地安放着两张垫着大红呢毡的紫檀八仙桌与十六只靠椅茶几。桌椅上金线湘绣的围披，显得富丽堂皇。从顶上挂下镀金的水晶玻璃大吊灯，大白天也闪闪发光。”
1916年钧培里落成之时，正逢他虚年49岁生日。在旧上海，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做生日，都是“做九不做十”，如今黄金荣既进新屋，又逢生日，当然要热闹庆祝一番。
况且当时他财势两旺，门徒众多，正好乘此机会向那些巨富巨贾“打秋风”。
事前，黄金荣嘱咐总管广发请帖，在上海租界里，邀请上至军政要员，各巡捕房的头子，富商巨贾，下至众多的门徒，前来聚会。
当时，钧培里的黄宅简直是门庭若市，车马连成长龙，举目难望尽头。门内的来宾挤得水泄不通，前簇后拥，门房的帮闲们忙收礼金，银元叮哨有声。
黄金荣这次做寿，整整安排了三天。第一天接待军界政界人物、各巡捕房头脑和有名望的商业人物以及“高档”门生；
第二天和第三天专门接待门徒。
三天之内，在黄宅大厅和厢房等处，安排了近百桌酒筵。一些贵宾上客，另开雅座宴饮。而那些一般的门徒们到了黄宅，先在门房接待室送上寿礼，签名簿上签上姓名，凑足十人，便由招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