滩爱多亚路附近有家吴记运输公司，白天很少有活动，一到夜间，就有十几只小艇从外轮上把进口漏税货物卸在码头上，再由吴记公司用卡车运到洋行存放。这个公司老板吴志龙，参加过青红帮，拜过黄金荣为师。
（七）粪霸
民国时的上海卫生设备很差，绝大多数人家均用马桶。每天清晨专门有人拉粪车，穿街走巷，挨户代倒马桶。粪车装满后，由粪夫拉到粪码头，出售给粪船农民。粪霸向租界当局承包，坐收其利，法租界粪包头是黄金荣的姘妇阿贵姐。
她共有粪车四百多辆，手下徒弟好几百人，每月可净赚一万多元。她1930年病死后，粪包头由其儿子马鸿根继任，生意兴隆。
此外，在上海著名的棚户区三湾二弄——潭子湾、潘家湾、朱家湾和药水弄、蕃瓜弄等处，均盘踞着一批各种各样的地头恶霸，他们啸聚成群，如“薄刀党”、“五条龙”、“十弟兄”、“十三太保”、“十八家番王”、“塌屎党”、“剥衣党”、“三十六罡”等。凡居民盖搭草棚，须先送“上梁费”、“门牌钱”；恶霸家中的阳寿、阴寿、孩子满月、老婆患病、兄弟结婚、女儿出嫁，甚至娶妾、纳徒，居民均须送礼；逢年节和月初，恶霸便遣喽罗挨户收取“年收钱”和“月规钱”。此外，这些恶霸还时常拦路抢劫，设卡敲诈，调戏妇女，霸占人妻，无恶不作。
这些恶霸大多长于玩弄敲竹杠、“摆丹老”（即硬借，近乎于勒索）、索陋规等手段。旧上海的这些恶霸势力，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老报人徐铸成曾谈起亲历的一事：当时《大公报》自北方来上海出版，创刊的第一天，市面上一张报纸也没有，尽管他们连续两天加印，仍是照旧。《大公报》的经理胡政之急得无法，遂求助于法国哈瓦斯通讯社的中文部主任张翼枢，张翼枢当时是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又是杜府的清客之一。于是《大公报》特备了一份厚礼给杜月笙，请杜月笙答应以他的名义宴请上海各报业巨头，开宴以后，张翼枢向全体客人致词日：“杜先生关照，说《大公报》出版，希望各位多多帮忙。”那些不愿外地来沪挤进报业的幕后策划“收进”《大公报》零售报纸者，听到这一句话，果然就此罢手，使得《大公报》在第四天的早晨与上海市民见面，这种阻拦外报入沪的做法，也充满了报霸的气息。
法捕房的流氓班头目徐阿东对待流氓一向采取高压手段，流氓畏之如虎。黄金荣要提高“白相人”的地位，压制徐阿东，颇费苦心。在第一次欧战结束以后，黄金荣因维持法租界治安有功，法帝聘他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法捕房里所有华籍探目、巡捕，均由黄金荣提名升级。徐阿东当然也想往上爬，于是便向黄金荣请求提名，黄叫他到新北门去找杜月笙，说这次提名升级的探捕，都归杜月笙拟定名册。徐阿东如约到聚宝楼去见杜月笙时，杜早已得黄金荣暗示，约好两租界以及闸北、南市地区的白相人，等候徐阿东到来，徐阿东对杜说明来意后，杜月笙立即拍胸担保，他说，今后在公事方面，要请徐先生对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另眼看待。徐只好一口应允。杜月笙当着众人的面，高声宣称：“先生和我们是一家人了，今后不走大家的样（就是殴打和逮捕，使流氓难堪的行动）。”徐阿东经过这一次事实教训，不敢再以硬派作风对待流氓。这事以后，英、法两租界捕房里的包探，不但不敢再开罪白相人，反而向大流氓门下投帖，甘做门生（如英捕房督察长刘绍奎等拜在蔡洪生门下），流氓势力更加飞扬跋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