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葬的人气愤不平，双方争执不下。
这时，张啸林大喝一声：“开打！”成百上千的掮执事、骑顶马、吹吹打打各色人等，立刻像潮水一样地冲向日本人，吓得日本人回头便跑，纷纷关上大门。
待到出殡诸事完毕，队伍解散，张啸林又约了数十个艺人和以前的机房朋友，开回清河坊与保佑坊，看见日本人开的店铺，不分青红皂白，冲进去便又打又砸，掀起了一场较大的风波。
事后，杭州官府在日本人的压力下，决定惩办带头闹事者。
陈效岐为保护张啸林，以滩簧先生首脑的身分，挺身而出，结果被判在拱宸桥头，披枷带锁，示众一月。
陈效岐的枷锁示众，更激起杭州人民的反日情绪。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一致拒买日本货。日本人难敌群愤，只得相继迁出清河坊。
经过这件事件，陈效岐十分赏识张啸林，并与张结成了过房亲家。
然而，此时的张啸林仍然不改聚赌诈骗的恶习。
每年春茧上市和秋季稻谷收获之际，他便雇用小帆船一条，到杭嘉湖一带，以三粒骰子做赌具，巧立青龙、白虎等名目（俗称“颠颠巧”），引诱农民赌博，设计骗取农民钱财。乡间农民受到张啸林的欺骗，有的输得当空卖绝，有的输得投河上吊，引起了广大农民极大的愤怒。
为此，杭嘉湖一带人民曾写状上告，杭州府与钱塘县均曾出签访拿张啸林，但终因一班衙役都受过张的贿赂，屡屡通风报信，使张啸林几次避过风头，逍遥法外。
但后来有一次，张啸林在茶馆里为争座位，对旗人大打出手，险些酿成命案。他怕被官府捉拿，逃到了绍兴安昌镇，投靠他的老朋友在安昌任巡官的翁左青。
不久，武昌起义爆发，旋即杭州光复，张啸林托人探得自己的案子不了了之，于是又堂而皇之地回到了杭州。
辛亥革命后，张啸林参加了“三合会”，做一名普通的门徒。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洪门大哥杭辛斋，并靠杭辛斋的关系，利用一批旧日的机房朋友做班底，逐渐发展成为颇有声势的一霸。
有一天，张啸林在朋友家吃了几杯喜酒，心头已有三分醉意。在回家途中行到拱宸桥附近，看到有几个人合力殴打一个人，便上前劝说。那几个人看到张啸林多嘴，就不问青红皂白，围起他打了起来。
张啸林原是练过拳脚的，什么场面没经过，见三人打来，一脚踢去，正踢中一个人的睾丸，那人当场倒地而身亡。他知道又闯了大祸，急忙挣脱身来，也不敢回家去，连夜离家逃往上海。
张啸林逃到上海后，就落脚在小东门外东昌渡一带码头上，更名“林生”。后来，经同乡投机药商黄楚九介绍，张啸林拜青帮“大”字辈樊瑾成为“老头子”。由于有些文化，他很快熟记了“海底”术语，下一辈的流氓都称他为“张爷叔”。
张啸林的外貌与黄金荣、杜月笙略有不同。他中等身材，圆头大耳，长着一对豹眼；两颧高，双颊陷，颈子特别长，清瘦中有些杀气，令人望而生畏。再加上他浑身蛮力，且凶狠毒辣，因此门徒捧为“张大帅”。
张啸林于是把上海当成第二故乡了，他还传信到家里，让妻子娄丽琴偷偷来到上海。
张啸林在东昌渡码头，最初是与杭州锡箔船商打交道的。因杭州锡箔船商见张啸林在码头上的流氓帮里有些路子，就和他商量，为保护每船来货在码头上不受损失，愿按来货所值拿出若干，作为保护费。
张啸林见有油水可捞，就在十六铺码头上的流氓群中寻找合作者，结果和杜月笙相识，于是，两人便同流合污起来。
杜月笙把杭州锡箔船商的货物引渡到“小浦东”卸货，从中收取保护费。这事很快被其他的流氓得悉后，就互相勾结，纠众前来明抢，双方发生了一场恶战。
杜月笙这帮因寡不敌众，被其他流氓打得落花流水，各自奔逃。杜月笙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
张啸林把杜月笙背到自己租的房子中，延医诊治，并悉心调养，不久，杜月笙便恢复了健康。因此，杜月笙对张啸林的救命之恩，终生难忘。
这期间，通过杭州湾来的小痞子，没有必要交往，便就此不来往。
不久，上海新开河码头建成，但外省的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通过张啸林等人的关系，纷纷到别处卸货，这就等于砸了稽征吏的饭碗。
这班稽征吏到处打听，原来是张啸林在船商中暗地捣的鬼，砸了他们的饭碗，决意要把张啸林擒到手，结果他的性命。
一天，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被驻该处的稽征吏发现，就立即纠集十余个稽征巡警，不问情由，把张啸林拽进稽征局内捆绑起来，打得死去活来，准备夜深人静时，把他扔入黄浦江中淹死。
当天下午，张啸林的老婆娄丽琴得知他被稽征局捉去，便急忙找到杜月笙，求他及早设法营救。杜月笙听说后，一面叫手下弟兄到稽征局打听虚实，一面和几个头目商量如何营救张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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