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烟由远洋轮船从海外运来，为了避免码头上军警的检查，必须先把违禁的鸦片烟卸下来。他们卸货的方式非常巧妙，算准了每夜黄浦江涨潮的时候，把装满烟土的麻袋一只只往水里抛。
“土麻袋”浮在水面，体积大，目标显著。等到潮汐退时，水势倒灌，或由舢舨捞起运走，或由预伏在岸边的好手，利用竹竿挠钩，再一袋一袋钩上岸。
这个秘密很快被其他人知道，他们立刻如法炮制，驾舢舨的驾舢舨，使挠钩的使挠钩，照样“接土”。一捞到或是一钩到，上了岸装上车子就跑。江面宽阔，土商人手少，有时在江上遇见了，也无法可想。上了岸，英界、法界、华界，错综复杂，各有各的势力范围，你找谁去？
当时的土栈，都设在新开河民国路一带，因为这里为华洋接界处，便于掩护。土栈运货，把鸦片分装在铁皮煤油箱里，由土栈里一箱箱的搬进搬出。
抢土者便在光天化日之下，驾着马车，车中藏有原先装货的煤油箱外套的木匣子，在运货的队伍附近转悠，瞅准一个机会，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木匣套在煤油箱上，搬上马车就逃，令运土者措手不及，顾此失彼，无法追赶。
这种抢法，叫“套箱”。
另外还有拦路抢劫、打闷棍等，令土商防不胜防。当年上海最厉害的“抢土”者，是“大小八股党”。
上海的弄堂房子，前门和后门同样的重要，两者都是出入通道。只不过进进出出的人，走前门和走后门，身份地位及接洽的事情大不相同。
事事留心的杜月笙，到黄公馆后，很快看出黄公馆有两大系统。常走前门的，江南制造局设计制造的吃水浅、载重量大、行驶长江上游的客轮是黄金荣公事上的客人和兄弟，在后门厨房进出的，是杜月笙的小兄弟们。其实厨房是变相的客厅，而马祥生这个打杂的就是联络员。
杜月笙经过多次观察发现，黄公馆明里是黄金荣办公事，暗里则由桂生姐策划指挥。实际上，桂生姐要比黄金荣忙得多。她在忙什么呢？她忙的居然是“抢土”、“包赌”。
抢土案件越来越多，杀人越货，时有所闻，杀人伤人涉及刑案，捕房不能不管，但却又无从下手。外国人无法，只能责成黄金荣尽力破案。
黄金荣请来相关人士，秘密会商，当他洞悉内情，他顿时便感到这案子十分棘手。有这么一桩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财源，那些江湖朋友怎能罢手不干呢？所以，黄金荣一连多日唉声叹气。
桂生姐见他这么烦恼，便再三追问。黄金荣把事情一说，桂生姐不觉怦然心动。她觉得，这“土”里的确大有文章可做。
要想做无本生意，再没有比“抢土”更简单便利、利润惊人的了。抢到一袋或一箱土，便是洋元上万，而且所冒的风险并不大。桂生姐经过一夜的深思，想出了一个刀切豆腐两面光的办法。同时，她舌翻莲花，说服了她的探长丈夫。
黄金荣答应按桂生姐的办法去做，由他和桂生姐兵分二路，双管齐下。
桂生姐的意思，土商那面，因是违禁贩毒，纵使损失颇重，也无法公然出面，请求捕房查缉。同时，他们都是久闯江湖的人，应该懂得“强龙不压地头蛇”的道理，做这么大的发财生意，落下点甜头给当地码头上的兄弟吃吃，实在算不上什么。
何况，万一两虎相斗，事情闹穿，吃大亏的必定是土商他们自己。一天损失几包土，权当抽头纳税了。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抽大烟的人有的是钱。
捕房方面也有两重顾虑，一是因为抢土杀人，出了刑案非办不可；另一方面，他们都暗中得过土商的好处，也要对上商有所交待，所以，办也不好，不办也不好。
但是，如果黄金荣保证不会发生刑事案，而土商也“深明大义”，不再追究的话，外国人就会感觉很好。
抢土的人，三教九流，本地的“好汉”，外来的“英雄”，可以说是庞杂歧异，无所不有。这种乱哄哄的现象应该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桂生姐的授意下，黄金荣专门组织了一支“别动队”，半公开地武装押送烟土，土商们每次出一部分“土”作为保护费，由黄金荣收取。
那些单独行动的各路劫贼，与黄金荣的别动队较量过几次，都大败而归。反过来，不少人只好求黄金荣，赏口饭吃，黄金荣便把这些人也拉进了别动队，长期护“土”，定期发“土”。这一下，黄金荣的油水可足了。
桂生姐不但要丈夫公开分“土”，自己也加入到抢土行列。
杜月笙这次十分有幸，成了桂生姐的左右膀。
有人向桂生姐报告，英租界巡捕房的探长沈杏山和水警营、缉私队的郭海山、戴步祥、谢葆生等人，利用工作之便，从抢土到包运烟土收保护费，全包了下来。收到了浮财，除一部分奉送给洋人之外，其余全部落入自己的腰包。这帮家伙个个嘴角冒油，腰缠万贯。
桂生姐听完，愤愤地说：“这块肥肉，绝不能让沈杏山那帮人独吞！月笙，我限你三天，一定想出办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