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越多。在华人与洋人纠纷中，损害一点中国人的利益，又算得了什么？洋人把清政府都打败了，还会把这几个中国人放在眼里吗？法庭肯定会保护克鲁森的。所谓的会审，很快就结束了。法庭宣判，协盛兴商行夏老板，要在规定期限内向克鲁森洋行付清全部剩余货款，同时交纳一倍的罚金，承担全部的诉讼费。
果真，克鲁森洋行胜诉。黄金荣听到会审会廨决后，回到县衙，向众人说起此事。梁捕快居然不认为然地大笑起来。
黄金荣照章办理此案，不敢有丝毫松懈，结果出人意料，有理的华人原告竟然成了被告，打输了官司。这件事在黄金荣心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通过办理有关租界的案子，黄会荣看到洋人势力的强大，认为投靠洋人能得到更多好处。洋人比清朝衙门厉害，这是明摆着的。有理的中国人会败诉，明明无理的洋人却会胜诉，不就说明清朝的无能，洋人的强大吗？
洋人不仅强大，还很富有。租界里的高楼大厦，大街上跑的华丽车马，洋人吃、穿、用的那些新鲜玩艺，哪一个不比中国的好？这租界是块风水宝地。只要跟着洋人，呆在里面，谁也奈何不得。清朝那些法律，在这里根本行不通。清朝的官吏、军队、捕快，更不敢在这里来为所欲为。特别是租界上的太岁爷，最大的主宰。谁可以跟他们比呢？他们说抓谁就抓谁，想怎样就怎样。县衙的捕快，见他们也要怕三分。看来，还是到租界巡捕房“做包打探有出息。”
于是黄金荣开始寻找机会，打算到租界去巡捕。
组建自己的流氓队伍
凭自己的蛮力和社会经历，黄金荣在众多的流氓地痞中渐渐打出了点名声，但他并不满足，连哄带吓，又打又摸，与丁顺华、程子卿结成了异姓兄弟，并趁机拉起了一支流氓队伍。
巡捕按照其职能区分有两类，一类是巡捕，其职级有巡士、巡长、巡官等；二是密探，也称作“包打听”，有探员、探目和探长等。当时的巡捕房的人员主要由法国人和中国人担任。中国巡捕简称“华捕”，是从1869年开始进入捕房的，警务处当年试用了十二名华捕。1886年，华人聂相宝担任了督察员，但不过一年，他便被手下的三名华捕指使流氓暗杀了。
1900年1月法租界再次扩张后，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公查局总董白尔从法国的殖民地安南招来二十九名安南巡捕，与公共租界的印度巡捕相对应。但因为这批安南巡捕语言不通，道路不熟，很难执行任务。因此，白藻泰、白尔又决定设置西探、华探各十三名，由他们构成法租界巡捕房的骨干。骨干下面要有走卒，法国殖民者采用“以华治华”的手段，张榜招募华捕一百二十名，维持法租界的治安，这些华捕又被叫作包打听。
清末时整个法租界巡捕房的职员计有总巡一人，副总巡一人，总稽查一人，侦探长一人，法捕六十人，安南巡捕二百人，华捕二百五十人，法探七人，华探五十人。因此，从数量上推论，警务处的密探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这是黄金荣能够进入法租界并建立其势力的重要背景。
当然，黄金荣之所以被法租界当局吸收，更重要的是黄金荣不断扩大的黑社会势力。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叶，流行着一个历史名词“郑家木桥小瘪三”，这是上海南部流氓地痞，无赖的统称。黄金荣与这些人接触较多，最终也成为混迹在南市和法租界、公共租界交界的典型流氓团伙“郑家木桥小瘪三”中的一员。
由于洋径浜是英、法租界（后来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处，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英租界，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捕人，一河相隔，形同两国。
流氓地痞们充分利用这种制度的缺陷，以郑家木桥为其风水宝地，凡行人行经或者商船停靠此地，他们便一哄而上，于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劫，大之于货箱皮包，小之于妇女所戴耳环发簪。这些歹徒往往在英租界得手后，只须逃人桥南的孔子路即告无事，而在法租界作案后，只要避人桥北的英租界亦然。洋径浜的有利地形，使得流氓歹徒越聚越多。他们结伙成帮，各占地盘，形成了近代上海黑社会的一个雏形。
黄金荣在众多的流氓地痞中，凭自己的蛮力和社会经历，拳打脚踢，在洋径浜两岸为非作歹，不断扩大自身的势力，不久与丁顺华、程子卿结成了流氓团伙。
那么黄金荣与丁、程两人是怎么认识，又结拜为兄弟的呢？
有一天黄金荣沿着老北门大街向北走着，前面就是洋径浜了。虽然这时天色尚早，但浜边已热闹异常，只见许多从浦东、南汇、奉贤等县出来的农民，有的挑着时鲜的菜蔬，有的摇着小木船，运来了豆萁柴、稻草柴，他们云集在这一带等着货物出售。黄金荣正走着，前面就是郑家木桥了，突然听到桥北有人高声呼唤，往前一看，只见一个身穿黑短褂的年轻人拎着一大篮刚上市的毛豆头匆忙过桥从自己身边擦过，来到了桥面，后面边喊边追的农民看他过了桥，就在桥堍下蹬着脚哭叫着。黄金荣知道又是一些小瘪三在敲诈寻衅了，他只当没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