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一手策划的。
如果“前汉”与“后汉”们握手言欢，汪精卫组成伪政府，就要在南京粉墨登场，这会给蒋介石一个怎样的难堪，怎样的打击啊！蒋介石就要在这出汉奸戏开锣之前，拆掉戏台，如果不能如愿，起码得抽掉它几根台柱子。
这桩“拆台”的戏，蒋介石交给戴笠和杜月笙共同完成。
1940年1月21日，汪精卫由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叶蓬、林柏生、罗君强以及梅机关头目影佐侦昭陪同，从上海乘船前往青岛。
在这期间，北平“临时政府”的汉奸王克敏、王揖唐、朱深、殷同、齐燮元、王荫泰等，南京“维新政府”的汉奸梁鸿志、陈群、温宗尧，任援道、高冠吾，以及“蒙古自治政府”的汉奸代表李守信，在伪临时政府顾问喜多诚一、伪维新政府顾问原田熊吉陪同下，也先后到了青岛。
这时期的青岛，可谓奸雄聚集，宪兵林立。“七十六号”的特务们，在李士群、傅胜兰的率领下，布满了车站、码头、商店、市场、戏园、茶馆、饭店，充塞着大街小巷。连叫卖烘山芋的人，也陡然增加了一倍。
1940年的11月份，青岛干这营生的突然成倍增加。除了胶东味浓的吆喝声之外，又夹入了其他腔调的叫卖声。有的干脆一声不响，两只眼睛在狗皮帽下边溜来溜去，让山芋在烤柜里烤焦，变成灰。这种人便是“七十六号”的小特务。在“七十六号”特务们严密地监视下，军统的人无法打入，只得望洋兴叹！
在三面环海、陵谷相错、林木茂密的太平山环山公路上，一辆急驶的乌亮卧车，直奔一幢造型别致的纯白色别墅。别墅门前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端枪守卫，这是华北日本海军司令野村中将特别关照的。汪精卫的车子一到，别墅的银灰色铁门“呼啦”一声打开，让车子驶了进去，在鹅卵石小道上滑行着拐了几个弯，在一幢楼前停下。
一个日本海军军官上前打开车门。然后倾着45度身子，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让汪精卫跨下车来，并轻声地用日语说：
“司令在等您哪！”
“啊，兆铭先生，欢迎，欢迎！”野村中将张开双臂，抖了两抖，跑下花岗石台阶。
汪精卫忙赶上前，来了个90度的鞠躬，而后诚惶诚恐地握住野村递过来的手，嘴里不住地重复着：“幸会，幸会！”
“请！”野村一摆手。
汪精卫侧着身子，进了客厅门。
里面，王克敏、梁鸿志等“前汉”们以及一些日本顾问，正在沙发上坐着喝咖啡，似乎专等“后汉”们的到来。
汪精卫拱着手，向众人致歉。
“兆铭来迟，请各位多多恕罪！”
“快请，快请！”厅里的人全站起来，有的点头，有的打躬作揖。
寒暄之后，“前、后汉”们开始了第一轮会谈，一直到晚上10点钟才结束。
在回住处的路上，李士群与汪精卫同车。他让傅胜兰坐在副司机座上，监视路边动静，自己与汪缩在后座，窃窃私语，后边跟着林之江率领的卫士车。
车一开动，李士群就向汪精卫报告刚才收到的电讯：陶希圣、高宗武反叛。
陶希圣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上海大学教书，是主张“本位文化”的“十教授”之一。高宗武原是汪精卫内阁的外交部次长，“七·七”事变后，几次秘密去东京，奉蒋、汪之命与日本商谈过“和平”条件。他们俩人都是汪记“低调俱乐部”健将，认为积极抗日是唱高调，不切实际的。汪精卫逃出重庆，转道河内来上海后，他们俩随即到上海投敌，落水当了汉奸。
蒋介石得知日寇导演“青岛会议”，准备成立全国性的傀儡政府，把汪精卫捧上台，大为恼火。他先是命令戴笠的“军统”，趁汉奸头头们齐集青岛开会之际，杀掉他们。结果，“七十六号”先下了手，把整个“军统”站给一锅端掉了。
于是，他只得采取另一策略，让“军统”通过杜月笙的一条线，在汪伪组织即将登场、闹台锣鼓越敲越响之际，抽它几根台柱子，拆拆汪的台，策反陶、高出走。
高宗武、陶希圣是温州同乡，同住虹口日本占领区。1939年底，他们经常到英、法租界去，直到深夜才回。每次去，总在进入租界的地方下车，并谢绝日本宪兵的护送，徒步而去。
李士群的嗅觉灵，不久就发觉高、陶要逃走的迹象，要求逮捕他们，悄悄地干掉。“七十六号”的太上皇影佐祯昭、睛气庆胤没点头，汪精卫也没下决心，只好拖着。但李士群还是采取了措施，派人跟踪。
高宗武很快跑到晴气庆胤那儿告状。
“睛气先生，最近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在盯我的梢，‘七十六号’实在太不像话了，您可得管一管。”
睛气说：“对您这个和平运动的老前辈，他们不会干出失礼的事的。为防万一，我马上调查一下。可是，我听说您不带卫兵一人走路，这多危险啊！我派一个忠诚的卫兵给您，他可以负责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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