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生涯。
来到香港，虽然摆脱了日军的威逼，但是，杜月笙的心一时间还留在上海。沦陷在日寇魔爪下的上海家眷，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基业，都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无法把握的境地之中。他夜里无法入睡，整夜整夜地失眠。
许多天之后，他的四太太姚玉兰、长子杜维藩夫妇、长女杜美如和其他几个子女先后到达香港，并带来了上海平安无事的消息。
此时，他的内心才稍稍得了些安宁。
杜月笙到香港不久，就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
为办公需要，杜月笙全家迁到九龙柯士甸道113—115号，门口挂起了“中国红十字会”和“赈济委员会”两块牌子。
接受海外侨胞捐献给国内“红十字会”的物资和钱款，并转往汉口、重庆。
同时，杜月笙又以“赈济委员会”的名义，领取政府经费，分发给从各地赴港滞留的社会名流和下野政客，并通过万墨林，向处于上海“孤岛”上的民国要人分发“补助费”，以防这批人落水投敌。
万墨林是趁着护送姚玉兰及杜维藩等人到香港的，他想留在香港。万墨林对杜月笙说：
“爷叔，上海公馆里有的是人，看家用不着我。不如让我留在香港，服侍爷叔吧。”
而杜月笙另有他的打算，他对万说：
“墨林，我晓得你这趟跑出来也是不容易的。不过，你只可以在香港玩几天。然后，你还是回上海去吧。上海用得着你的地方多。”
万墨林无奈，在香港玩了一个星期，便怏怏地返回上海。
临行前，杜月笙为万墨林饯行，席间，他嘱咐万墨林：
“回到上海后，头一桩，凡是汉口、香港去的朋友，你要好好招待。他们有什么需要，你都要设法办到；其次，上海有什么消息，只要与我有关的，你随时写信来告诉我；第三，才是看家。”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南京后，加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迅速统治中国的目的。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浦东扶植了—个“上海大道市政府”。
其后，又物色了一批“绅商闻人”，打着“救济难民，恢复生产”的幌子，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
1938年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望能与日本提携之新政府成立且发展，而以此新政府调整两国国交。”
为了建立全国性的傀儡政权，日本侵略者四处活动，威逼利诱，拉人下水。
他们首先瞄准了原北京政府的段祺瑞的内阁。这批人大部分被围困在上海法租界里，处在日本人的掌握之中。
蒋介石得到戴笠的军统情报后，担心亲日派力量增长将损害他的利益，便指示杜月笙立即设法阻止。
杜月笙闻风而动，立刻给上海发报。通过在上海的门徒的努力，很快把前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先后接到了香港。
段祺瑞内阁十名大员竟被接走了七名，日本人计谋落空，只能推出王克敏、梁鸿志等小角色组织政府。
杜月笙又为蒋介石立了新功，老蒋特地给杜月笙汇来了十万元作为经费补偿。同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发表文章，称赞杜月笙“身在江湖，心存干济，海中片岛，蔚为置邮传命之枢，天外一身，隐身旋转乾坤之重。”
杜月笙所住的九龙柯士甸道与香港岛隔着一个海面，来往极不方便，杜月笙为了应付繁忙的活动，便又在香港最豪华的高罗士大饭店包了个套房，作为与各方接触的新办公地点。
当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的王正廷正任驻美大使，这样，杜月笙表面上以“赈济委员会”和“红十字会”的两个名义在香港活动，实际上则成为蒋介石和上海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转接枢纽，杜月笙在其中担任了中介、策应工作。
国民党当局设在香港的负责机关“荣记行”（洋行），其实权反而远不及杜月笙的“赈济会”和“红十字会”。
1938年底，战局形势严峻，国民党最高层中出现分裂。
这年12月29日，汪精卫、陈璧君，托辞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转河内发表了亲日通电。
不久，在日本特务机关策划下，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由河内飞上海，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改选了“国民党”总裁和中央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汪伪政权。
汪精卫每月从日本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处领取四千万元经费，以招集喽啰。
在重金、高官的诱惑下，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几乎全部投靠了汪精卫，蒋介石政权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基本上瘫痪。
为重整上海地下组织，蒋介石一边指示杜月笙用从海外侨胞捐献的大笔款项，通过上海的万墨林等人拉拢一些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