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战进入第二阶段，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日军派出数千人潜出法租界，企图从法租界出击，从真如、彭浦方向侧攻大场的中国军队，并抄袭江湾、庙行的我军后路。
杜月笙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十九路军早作准备，并说服甘格林将此事公布，由甘格林出面召集中日双方及各国领事，会商处理日军进兵法租界一事。
日驻沪总领事村井态度十分傲慢，出言不逊，坚持说日军有权进入租界，并从这里出击。各国领事慑于日寇的气焰，囿于自己的私利，对村井多持忍让回避态度。
杜月笙愤然起立说：“东洋兵要利用租界打中国人，如得到在座人同意，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内，将租界全部毁灭。”
甘格林不由得站起来说：“杜先生，请不要激动，有理好说。”
其他各国领事也不敢表态支持日本人，便说：“这场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事，其他租界是不能受战争影响的。”
后来，因战局发生变化，日军悄悄撤出了法租界。
法国总领事甘格林见具有法租界公董局董事身份的杜月笙，如此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军队抗日，唯恐得罪日方，便对杜月笙说：“杜先生，你的言行超出了一个法租界公董所应有的职权范围，已经难以行使公董的职责，我想，你还是请求辞职吧！”
2月15日，杜月笙致函法租界当局，提出辞职。理由是：“除去别的原因，我的经济和商业的事务，在上海戒严委员会里的供职，使我不能再胜任在公董局里的工作。”
2月28日，法租界当局同意杜月笙辞职。
当蒋介石与日方达成淞沪停战协定，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前，蒋廷锴设宴向上海各界鸣谢，宴会上，蔡廷锴对杜月笙大加赞扬，他动情地说：“三十五天血战以来，十九路军永远不会忘记一个人，这就是杜月笙先生。”
并手持酒走到杜的面前为他敬酒，说：“杜先生是支援‘一·二八’抗战的地方领袖。”
“一·二八”沪战后，为了遣送、救济云集租界的难民，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谢葆生、马祥生、顾竹轩、陈世昌等人，于8月间联合发起义演助赈，他们组织了一班戏，在大舞台上连演三天，各发起人认购戏票两千元，共筹集了十六万元的金额，遣送了相当一部分难民。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于6月7日改组为“上海市地方协会”，史量才仍为会长，杜月笙和王晓籁任副会长，张啸林继续任理事。
关于地方协会，杜月笙在一次会员大会上说过，“本会性质，本来属于地方范围，但是，上海是中外交通之中心，全国经济之中心，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本会工作，不能用地域来分，也不能以性质来分。我们大家认为必要的，比如工潮问题、金融问题、国际问题等等，希望本会诸公共同负责共同努力。”
“一·二八”以后，在上海以至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的推动下，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政治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
1932年3月，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受聘为国民党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一起抵制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问题的国难会议。
同年8月，杜月笙、张啸林、陈亚夫、朱学范、王晓籁联合李公朴、史量才、刘湛恩、李登辉等人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会”。
该会的宗旨是：
“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之运动。”
该会草章规定：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未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有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法制止之。”
张啸林和杜月笙等人为该会经济委员会十名委员，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
畸形繁荣逐步褪色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仍没有做出抗日的准备，还是一心想与日本“和谈”。
他先后派蒋作宾、许世英为驻日大使，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中日经济提携”、“中日共同防共”等条件，表示可以接受；对于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希望存而不论；对于华北问题，只求表面上保持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日本提出的“东北特殊化”的要求也可接受。
但是，日本人并不理解蒋介石的“苦衷”，一定要求国民党政府承认伪满洲国，并把之作为“调整中日邦交”的条件。蒋介石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南京政府必将迅速垮台，因此，谈判陷入僵局。
第二天，即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京附近的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当地守军被迫还击，抗战开始了。
不到一个月，战火从华北蔓延到了上海。
8月12日，日本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