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掌握，如谢葆生是上海县禁烟分局的副局长，金山县禁烟分局的业务则由高鑫宝来承包。
1931年5月初，上海著名帮会首领杜月笙，连同法租界其他有声望人士，应邀赴南京出席会议。蒋介石会见了杜月笙，并同意青帮首领提出的负责鸦片垄断的人选，由国民政府任命。杜月笙得到了继续控制在江南地区的鸦片分配的权力。
作为报答，杜月笙发誓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围剿”，协助破坏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
在三大亨及其门徒的全力配合下，仅在1933年秋至1934年9月，一年之内就有720名共产党员在上海被捕，其中中央委员65人，省委委员95人，县、区委员132人，居全国共产党员被捕数之首。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说：“共党秘密组织，因杜月笙的交游广，耳目多，不时得以破获。”
由于国民政府在长江上下游的烟土运输多借助于青帮流氓护送，因此，每逢过年过节总要从禁烟委员会中拿出部分经费犒赏这帮帮会弟兄。三十年代初，蒋介石送给杜月笙的应筹款项每次是由禁烟督察处处长李基鸿转托上海办事处主任、帮会分子吴志刚送的。
反过来，国民党当局对三大亨运送的私货也破例放行。1930年，镇江要塞部队截获了三大亨自长江上游送往上海的三船烟土，军事委员会深知三大亨贩运烟土是得到蒋介石默许的，因此，接到报告后立即下令镇江方面将船、人、货一并放走。
1932年11月，蒋介石废除了禁止吸鸦片和关闭鸦片馆的命令。杜月笙到汉口争得官方允许，以每月交付中央财政部长300美元为条件，在上海开始出售鸦片。
1933年，国民党政府为进一步筹措军费，设立了禁烟督察处，正式实行鸦片专卖。湖州大烟商郑寿芝勾结杜月笙，以每月向法租界当局缴付7万元特别经费的代价，在法租界内推行国民党官方的鸦片专卖。杜月笙还和孔祥熙、吴铁城合伙在南市保安队一中队部制造吗啡，牟取暴利。
南京政府与三大亨的合作不仅限于禁毒贩毒方面，而是渗透到其他经济领域。
1932年2月，宋子文复出担任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借口上海“一·二八”抗战的影响压缩所有政府机关的支出，并建议压低国债债券的利率，延长还本期限。2月18日，宋子文与上海银行业人士讨论上述方案时，得到了与会的杜月笙和张啸林的支持。
2月24日，南京政府正式下令整理公债，两天以后，张啸林、杜月笙把持的债券持票人以上海各金融团体的名义发表声明，接受整理公债的命令，并号召持票人与政府密切合作。
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在控制银行业的过程中，张啸林和杜月笙也与之紧密配合。1935年初夏，四大家族与张啸林、杜月笙秘密策划，对外放风说中国通商银行亏损两万元，人为操纵了通商银行的挤兑风潮。通商银行董事长傅筱庵苦苦支撑了一段时间后，只得交出银行的资产负债清册，由张啸林、杜月笙两人出面维持残局。
6月7日，在通商银行新的董事会上，杜月笙被推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杜月笙、张啸林接办中国通商银行后，下面各部人事都作了调整。调进来的全是杜、张的徒子徒孙，就连目不识丁的小流氓也占了个副主任的位子。从此，来存款的客户不是土行，便是鸦片烟铺，或是青红帮所办的厂店。
为了迎合蒋介石的需要，杜月笙在中国通商银行股东大会上通过决议：加股减资，授权董事会向财政部接洽加入官股，以厚实力。经向财政部洽商，奉令规定本行股本总额四百万元，除将原有商股折计股本国币五十二万五千元外，由政府加入官股国币三百肆拾柒万五千元。1937年，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
张啸林为蒋介石南京政府出的力并不比杜月笙少，可他与国民党政府及上层官员之间的关系远不如杜月笙亲近。
1935年11月，蒋介石准备实行法币政策，孔祥熙、宋子文得知后，不仅将此消息透露给杜月笙，孔祥熙还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斯当场提出异议，“杜月笙这样的人也能拉进来？”
孔祥熙辩解说：“杜月笙毫无疑义是一个大投机倒把分子，他也是个黑帮的大头目，但是在上海，杜月笙的手下有十多万人，听从其命令，他随时可以给你制造骚乱的。”
杜月笙进入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后，及时获悉秘密经济情报，在南京政府实施法币政策前大量抛售旧币，购进法币，结果发了一笔大财。而张啸林始终被蒙在鼓里，实施新币政策后，一下子损失几十万元。张啸林对杜月笙瞒着自己去交易所买进卖出，大发横财极为不满。张、杜之间的怨恨进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