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马上说：“你的丈夫今天从南洋回来，可在我户头上进一百万元吗？请你在这进帐过户上，先给我解决吧！”
涂夫人听了以后，不禁哈哈大笑，以演说式的口吻对刘金说道：“刘主任，你真太天真了，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并不是拥有百万巨资的华侨夫人，我是181号的人才，外号玫瑰，是专门对付你这种笨蛋赌客的……”
“告诉你吧，什么夫人菜谱专单、戏院包厢、别墅晚宴、南洋来电，还有被你看破赌具，等等，无一不是假的。可惜，这一切你知道的太晚了，现在你已经破产了，只好安下心来去坐牢。告诉你，181号的宗旨是：任何人都不可以从赌场里拿钱回去买洋房，买汽车，这是铁的规定……”
她还在喋喋不休，刘金只觉得耳旁同时有十几架飞机在轰响，噪声刺得头昏耳鸣，他长叹一声：“我苦学了十几年赌经，最终还是惨败在福熙路181号。”
经过“四·一二”事变的张啸林，仿佛跳过了一座“龙门”，蒋介石对上海三大亨是器重有加，党国要人陈群、杨虎、王柏龄、陈希曾等和他结拜为兄弟，一些党部委员、黄色工会首脑们纷纷拜他和杜月笙为“先生”。
张啸林在社会上的巨大能量，使上海滩素来自视出身高贵，从不与“下三界”（流氓、赌棍、烟贩子）打交道的金融、实业界上层人物，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接连抬他出来担任一些要职，如“纳税华人会会长”和“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监事”。
不久，法租界华董出缺，中外阔佬又捧他和杜月笙等人组成五人华董会。
他在赌场采用见十抽一的办法来抽头，通过各种欺诈办法攫取了一大笔巨款。据一些进过赌场的赌徒回忆，来到张啸林的福熙路181号大赌场，总是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因为张啸林本身就是一个大赌徒，他有一套骗赌徒的经验。
常言说：“赌博三分骗，不骗谁开店？”和“是赌总带骗，十骗九输钱”的话，在张啸林福熙路181号得到印证。
但是，张啸林却有一块心病，他总感到自己的出身底蕴不香，总摆脱不了“下三流”的心理影响。要使自己正式进入“上等人”的行列，必须要有实业作为“涨身价”后盾。
正当张啸林朝思暮想如何踏进实业界的时候，机会恰恰就来了。
1928年春节，大年初一，杜公馆门上来了一位新客人，此人是上海的金融大亨，“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的经理钱新之。
钱新之，名承铭，浙江湖州人，曾留学法国，前些日子出任国民党财政部次长，如今手里还经营四家银行。
北洋军阀时代，私立的银行很多。1927年5月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蒋介石把自己的中央银行抬为银行之首，在金融上控制其他私立银行及钱庄。原来的两家公立银行——中国和交通，依然保持原样，由“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宋子文加以控制。
私立银行中，主要有北四行和南四行。北四行是由原来在北京、天津设立总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组成。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四行的重心也逐渐南移，并组织了四行准备库，发行中南银行名义的钞票，成立四行储蓄会，大量吸收存款。后来，还盖了当时远东最高的大楼——国际饭店。
钱新之到上海后，住在租界的公寓里，有两只箱子失窃，内有几件稀世名画，其中一幅是唐代吴道子的仕女画，一幅是郑板桥的真迹，这是他的传家之宝。他向租界当局报案，巡捕房一连查访几天，杳无言讯，毫无办法。
两天前，他转几道弯子托了个朋友，请上海三大亨帮忙。他听说杜月笙为人最爽快，就先找到杜月笙。
张啸林没表态，杜月笙马上一口答应：“我一定想办法。”
第二天，也就是除夕夜12点左右，两只箱子由司机阿发送到了钱新之的住处，物归原主，完璧归赵。内中有两样已被当掉，是杜月笙派人赎回来的。钱新之要还赎款，司机不肯，说是杜先生关照，交个朋友。
钱新之十分感激，大年初一，便带着一盒托人从长白山捎来的深山野参到杜公馆拜谢。
杜月笙一听是银行界大名鼎鼎的钱经理来访，一边忙吩咐：“快请，快请”，一边跨到门口迎接。
杜、钱二人一见如故，在小客厅里谈得十分投机。张啸林接到通知，也从密室过来见见这位金融界大亨。
张啸林与钱新之一阵寒暄，三个人便无拘无束交谈起来。不到半小时，钱新之便以老朋友的口吻，向杜月笙、张啸林进言：“杜先生、张先生，依小弟的愚见，以你们二位的名望、手段，今后应大办工商实业。名列工商业界后，你们的名望会更大更重，地位更加巩固，在上海滩更令人瞩目。”
“钱先生，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是要搞实业，也想干实业，只是那么多行当，干什么呢？”张啸林对赌钱最感兴趣。
“要搞实业吗？首先应有个银行，先挤入财界。”钱新之说。
“开玩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