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陆荣廷做了两广的巡阅使，专门玩尼姑。在药师庵看中觉持，尼姑庵成了巡阅使衙门，他向同僚夸言：“抱着小尼姑抽大烟，真是妙不可言！”
不久，觉持当上了药师庵的主持。她有军阀撑腰，便大胆改革，将庵堂改为特种妓院。她精心挑选两个入庵不久的小姑子，不惜工本，请人教他们识字、读经、念诗、背词，甚至还请过高剑父那样名家教她俩作画。有了文化素养以后，觉持又身教她们征服男人的本领。几年后，学成接客。一时间，广州城内外的大官富商、贵人名流，争着先睹为快，名噪羊城。
一庵受益，各庵纷纷仿效。莲花庵、永胜庵、无著庵跟着学样，而且总想青出于蓝，后来居上。竞争十分激烈。
“庵堂改妓院，的确是一大发明，”张啸林颇感兴趣，“只是有污佛地，罪过，罪过！”
“这有何稀奇，听说长安开源寺也有妓馆哩！怎么，老兄一心向佛，慈悲起女人来了？”曾仲鸣正想趁机发表自己的高论，“要知道这妓女的功劳，正是为了避免良家妇女受害。你想想看，世上要是没有妓女与妓院，那么，强奸犯会增加十倍、百倍、千倍哩！应当说此佛地功德无量才对呀！”
为了证明他的“嫖妓合理性”论点，还列出一大串的论据：
中国第二个公开妓院建立于汉朝；
到南宋时期，首都杭州的妓院分为三个档次——“瓦舍”、“酒楼”、“雅间”；
以上是中国，外国的数据更确凿：
1830年，美国纽约有妓女2万名，还实行了先进制度，每星期“五天工作制”；
1839年，根据“戒除恶习委员会”的报告，伦敦有妓女8万名；处女初夜权最高价为100英镑；
1852年，美国旧金山市只有2．5万人口，其中就有3000名妓女，超过总人口数的九分之一；
1860年，巴黎非官方调查，有妓女约12万。
“也许你会认为这些妓女都是‘逼良从娼’的，可是1888年，劳工局对3866名妓女作过调查，1155名是旅馆雇员和家庭雇员改行的；505名是缝纫厂女工转业的；126名原是推销员、出纳员；94名是纺织厂女工；11名是电话接线生。从此数字看，有三分之二的妓女是由其他行业‘改行’的。可见这个行业对妇女来说，具有不可言喻的优越性！”
他见张啸林频频点头称道，为了把这理论阐明得一清二楚，接着说：“它的优越性，就是用自己的肉体换来高级享受。男人们——自然是有钱有闲的男人，大把大把的银钱塞给这些女人，她们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钻石珠宝，外出购物、玩乐，有自己的‘顾客’代付款子。总之一句话：世上想做婊子的人比婊子多。”
听了曾仲鸣的一席话，张啸林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位见多识广、博古通洋的“嫖妓理论”专家使他大开眼界，真是楼外有楼，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上海的娼妓业要想提高发展，得向广州学习，走出条新路子来。他决心回上海后再在这行当上大干一番。
说话之间，车子已到了最负盛名的药师庵门口。
黄墙间嵌着的黑漆庵门紧闭着。曾仲鸣下车后也不去叩门，只领着张大亨往庵右边的碎石小径上走去。小路转了个弯儿，便听到几声笃笃木鱼声，偶尔间也传来几记清磐响。角门吱呀一下开了，出来一个扎裤尼——做粗活尼姑，见是老主顾，便双手合十，低首侍立一旁，让他们两个进门。一个小沙尼笑眯眯地迎上来。
“觉持师父在吗？”
“在，在在。施主随我来。”小沙尼前边领路，七转八弯地到了二个客堂。
“哟，曾大人，什么风把您吹来了？嗬，还吹来了两位！怪不得早上喜鹊喳喳叫哩！”觉持四十来岁。说她尼姑，倒不如称为鸨母更名副其实。
“我来介绍一下，”曾仲鸣以老主顾资格，“这位是张大老板，上海滩赫赫有名的张大帅，他听到药师庵有大虾细虾尼姑，特地南下来会会，谈谈佛典……”
“啊哟哟，原来是张啸林先生光临敝庵，有失远迎。阿弥陀佛，恕罪，恕罪！”
觉持说的并非虚头，她曾经是上海、苏州、杭州三地呆过的红妓，对大亨张啸林自然是如雷贯耳的，她想不到会在此尼庵内相见，觉得有缘份。“请问师父是何法号？怎么晓得我的名字？”张大亨亦觉奇怪，千里迢迢之外的广州一个尼姑，会知道自己名字，心里好不得意。
“贫尼俗名全兰，在上海呆过。张先生大名，上海滩上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即使三岁娃娃，一听您的名字，亦悚然起惊的。今日有缘来小庵，真是我们前世修的。我叫大虾、细虾出来相见。”觉持兴奋异常，讲话像开机关枪。
“不必，不必，”曾仲鸣忙着摆脱觉持，“还是我们到她们禅堂里去坐坐吧！”
“那也好，我亲自领你们去。”觉持显得殷勤万分。
转过一条长廊，三人来到一个清静的庭院。一阶绿草，两树白玉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