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设立贷金制度。即由学生向国家贷款维持生活，进行学习，将来出校后还款。但后来法币贬值，按初借数目偿还，等于不还，因此陈立夫指示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索性将贷金制改为公费制。据当时的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128万人。陈立夫认为，这笔费用虽大，但成就是了不起的。好多年后，当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后，都写信告诉陈立夫，他们是靠贷金读完大学的，陈立夫听后深感欣慰。
陈立夫对中国教育的改革可谓用心良苦，颇费艰辛，这种改革也不是没有问题，当时就有一些学者有异议，“以为妨害讲学与研究的自由”。但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于建立中国的现代大学教育的基本框架，促进中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烽火中的前进
在陈立夫的领导下，通过教育界广大人士的艰苦努力，在抗日战争纷飞的炮火中，中国的教育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在艰难困苦中蹒跚前进。
大学教育方面。原有大学内迁后很快复学，顽强地存在和发展。同时，为了适应战时对医、工等技艺人才的需要，设立了一些专科学校。增设这些学校，需要各种器材设备和建立很多专门实验室，需要大量经费，陈立夫通过各方活动，往往能够筹得巨款，用于新校的创设。陈立夫还认识到发展教育，最重要的是师资，因此首先要发展师范教育，他除在几所综合大学设立师范学院外，还创立了男女师范学院各一所，又增设了贵阳师范学院、南宁师范学院、湖北师范学院等，将西北联大的师范学院独立出来，改称西北师范学院。为了训练社会教育人才和音乐人才，还设立了社会教育学院和国立音乐学院。为了改变高校内迁后一些地方高等教育的空缺，在江西省设立国立中正大学、在浙江省设立国立英上大学等。这些举措，使大学教育能稳步发展。
中等教育方面。教育部只是决定政策方针，监督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具体办理，但在战时情况下，也有例外的措施。
第一，由于战争，当时很多中等学校教师、学生都举家流亡，到内地后，教师失业、学生失学。陈立夫认为，必须妥善安置，同时又不能让后方省份增加经费。于是，由国家投资，在内地创办了国立中学31所、国立华侨中学3所、国立师范学校13所，安置了大量教师和学生。
第二，规定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1938年，陈立夫主持制定了《各类中等学校划分学区办法》，颁令各省执行。这一办法要求各省根据其人口、交通、经济、文化发达情形，分别划定三类中等学校（即中学、师范、职业学校）校区，分区设置各类学校，以免重复。其中学区则注意小学升学儿童之比例；职业学校区则注意配合地方经济之发展；师范学校区则注意区内小学师资之需要。这一办法的实行，保证了战时中等教育在区域和比例方面达到合理的分配。
第三，统一课程与教科书。教育部对中等学校的课程实行统一，1940年公布了《高初级中学教学科目及时数表》，1941年又公布了各科目的课程标准，要求各地执行。其所用教科书也由教育部统编，交由各书局印制，发放各学校使用。
以上措施，当时虽有人批评陈立夫“统制思想”，“与民争利”，但在战时特殊情况下，还是值得肯定的，对中等教育的稳定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国民教育方面。国民教育过去为地方政府所主办，抗战时期，陈立夫领导的教育部也积极推进。新县制实行后，要求每乡设立中心学校，每保设立国民学校，而学校教育要求有儿童、妇女、成人三部分。为适应这一变化，教育部设立了国民教育司，主管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教育部还专门拟定了《国民教育法》，为立法院通过后，于1944年公布执行。为了很好推行国民教育，教育部制定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计划分期实行，最后使入学儿童达到学龄儿童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60％以上。后仅实施了两期，到1944年，实施国民教育的后方19个省市已设立国民学校25万多所，平均每三保有两所学校，离每保一校之规定，已不太远，入学儿童已占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应该说，在战争年代，这一成绩是很可观的。
社会教育方面。陈立夫认为，社会教育虽是无形的，但在日本侵略的紧急关头，社会教育对人心士气的振奋，同仇敌忾心理的激发，是有相当大作用的。陈立夫对与社会教育有关的文物十分重视，在高校内迁的同时，他分出很大精力主持文物内迁。文物到内地后，陈立夫亲自勘定馆址，指挥安放，要求尽快复馆，对外开放，以资育人。除恢复、发展原有的中央博物馆、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外，还在重庆创设了中央民族教育馆、国立礼乐馆、中央美术馆等；在兰州筹设西北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馆、国立敦煌研究所等。这些机构逐步发展，后来都颇具规模，发挥了社会教育的功能。
为鼓舞人心，宣传抗战，1938年，教育部还组织4个巡回戏剧教育队，到各地巡回演出，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