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无法继续下去了。本来预定的周恩来与陈立夫之间的会晤也不能如期进行，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
对这没有结果的谈判，陈立夫一半是恼火，一半是惋惜。他恼火的是共产党竟不按他们的指挥棒行事，不屈从他们的高压，使他以“招安”的办法解决共产党的企图不能得以实现，几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惋惜的是两党共同抗日的新局面不能成为现实，他也不能因此而在国民党中大出风头了。当然，陈立夫是一个很有耐力的人，他还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为了表示他的心情，他派张冲专程到上海转告潘汉年，希望国共两党的谈判不要中止。潘汉年当即请张冲转告陈立夫，共产党持同样态度，但希望国民党放弃消灭共产党的企图，如此则谈判还是有可能重新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的恳切态度使陈立夫多少有些内疚，为了不中断与中共的联系，12月初，陈立夫按预先的安排，派张冲由南京经西安、延安到达瓦窑堡，与中共领导人见面。陈立夫交给张冲的任务是，取得共产党领导人的谅解，并观察红军的动向。张冲到延安后，毛泽东、周恩来都接见了他，并作了友好的交谈。
不久，陈立夫还指派谌小岑交给吕振羽一份密电码，告诉吕说：“南京谈判到此终止，今后由武汉电台和延安电台直接联系。”
陈立夫派张冲的上海陈言和延安之行，以及武汉、延安的电台联系，是他为使国共谈判重新开始所作的努力，这一切，都给国共两党再奏谈判新曲留下了一缕娓娓的余音。
陈立夫主持的国民党与共产党进行的秘密接触和谈判，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它却增进了两党之间的了解，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为日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打下了基础。它在国共两党兵戎相见，战场厮杀的昏天暗地中投下了一丝光辉，在此光辉下，坚冰开始融化。此后，国共两党继续朝着接触、谈判的方向发展，终于导致了第二次合作的形成。西安事变，反共态度转变
国共两党的秘密和谈停止了，二陈积极协助蒋介石，准备对陕北边区大举进兵，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陈立夫加强了在陕西的“CC”实力，完全控制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并在省党部设置了专用电台，经常直接向蒋介石发送情报，还建立一支行动队，可随时直接捕人径解南京。
但是军事压力与特务政治挡不住抗日的潮流，不但广大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是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也一致要求枪口对外。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被蒋介石派往西北“围剿”红军的张学良、杨虎城以民族大义为重，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向全国提出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释放政治犯、共同抗日等8项主张，成为时局转换的重要枢纽。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爆发，在南京国民党内部立刻引起了一片混乱。事变发生的当天下午3时，曾养甫得到西安“CC”特务发来的急电：“张、杨叛变，领袖被扣，生死不明。”他一看吓呆了，急奔陈果夫公馆，正好陈立夫也在那儿，兄弟俩为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所震惊。本来，陈立夫准备12月11日乘飞机赴西安，向蒋介石报告国共谈判情况，因突然发高烧，所以没去成。他们急忙打电话给戴季陶，查消息是否准确，待知事实后，便再打电话给何应钦等军方要人，要他们迅速作出决策，以救当前。刚放下电话，何应钦已派人传来口信，要求各中央执行委员到何公馆一聚，共商对策。于是，陈果夫与陈立夫匆匆赶到何公馆，只见公馆门前，警卫荷枪实弹，一些党政界要员正陆续来到，都神情严肃，见了面只点点头，便快步进入公馆。整个公馆笼罩着一片忧虑而紧张的气氛。
谈话一开始，便在如何处理和解决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问题上，分成了尖锐对立的两派。一派以冯玉祥、李烈钧、孙科等为首，主张以蒋介石的生命安全为重，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另一派则以戴季陶、何应钦、吴稚晖、居正、叶楚伧等人为首，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叛逆”；只有少数人模棱两可。陈果夫与陈立夫在会场上一会儿沮丧无语，一会儿义愤填膺，他们兄弟俩都站在戴季陶、何应钦一派的立场上，要求出兵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救蒋介石。陈立夫慷慨陈词：
领袖一身系天下安危，今竟为叛逆所扣押，生命难保，前途堪虑，惟有大张挞伐，聚歼丑类。
当时，有人提出，是否满足张、杨部分条件，使蒋介石能尽快获释，如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些政治犯等。陈果夫与陈立夫即站起来，声色俱厉地说：“绝对不行，这是向绑匪赎票的办法。”并提出立即处死“七君子”，以回答“张、杨叛逆”。同时，陈果夫还向会议建议，南京城内应立即戒严。他认为“集会结社，足以肇乱”，应绝对禁止，要以强硬手段处理西安事变。
谈话会经过激烈的争论后，主战派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对西安方面进行讨伐。后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0次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下令将张学良“褫夺本兼备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表示要“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以靖凶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