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主任
1927年底为拥蒋上台而成立的中央俱乐部早已云散烟消，不复存在，但以参加这个组织的成员为基础所组成的CC派，却日渐发展，成为国民党内一大派系，在政治上为其他派系所望尘莫及，陈果夫、陈立夫则是这一派系的首领和灵魂。
关于CC派的政治立场，台湾学者袁宗蔚将其概括为以下6条：
一、以三民主义为国民革命的理论指导，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惟一有资格领导国民革命的组织；
二、他们视蒋介石为革命、党与政府的最高领袖，蒋的意志是绝对的，不容丝毫怀疑；
三、他们坚决反对共产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之外的其他主张，除国民党外，他们排斥任何其他政党存在的意义；
四、他们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支持国家独立；
五、他们主张中央集权；
六、他们主张恢复传统道德教条。
这位学者的立论基本公允，但并不准确，CC派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是被他们篡改了革命内容的假三民主义，所谓反对外来的帝国主义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苏联，反对共产国际，并不是反对英、美、日、德等真正的帝国主义。
二陈兄弟对“CC”的称谓十分恼火，陈果夫曾气急败坏地否认：“我的性格，不会用外国字来组织自己团体的”，并反诬“此为共产党之解释”，是“奸人造谣挑拨之用意”。但不管怎样否认，怎样反诬，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政治势力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国民党中，成为控制国民党的一股十分重要的力量，直到后来国民党败走台湾，这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事实。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陈果夫被推选为中央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常委，同时依旧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而且将主要精力放在组织部。蒋介石只是挂着部长职务的名义，具体事务都由陈果夫办理，实质上，部务大权仍然是由陈果夫一人独揽。
陈果夫在主持全国“清党”运动、整理党务的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的控制和对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防范，首先对组织部进行整顿和改组。他认为组织部原来机构庞大，人浮于事，且办事效率低，众多职员中混杂有共产党及进步分子，于是，便对组织部机构进行了大量精减，废去原有一些科室，部下只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其中尤以调查科最为重要。陈果夫借精减之由，将原组织部一些属于其他派系的人员全部调出，另将CC派人员调进来，负责各科的工作。为了加强陈家势力，陈果夫特地将其弟陈立夫也拉进组织部来，充任调查科主任。这样，二陈兄弟俩便将国民党的要害部门——组织部牢牢抓在自己的手中。
调查科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它的任务，只是收集整理党内的各种资料如党员成分、经历、动态等，以及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而陈果夫的调查科则是奉蒋介石的特殊使命而设立的。此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郭沫若，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四川乐山人。在中小学期间，广泛阅读了中外文学作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由于“五四运动”的冲击，郭沫若怀着改造社会和振兴民族的热情，从事文学活动。1921年出版的诗集《女神》，以强烈的革命精神，鲜明的时代色彩，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豪放的自由诗，开创了“一代诗风”。但他知道，要建立独裁专制的统治，必须严厉打击和镇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必须打击国民党内如改组派、再造派等各派系，还必须打击国内其他各党派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建立特务工作，以对付共产党、革命力量及其他反蒋势力。但在国民党刚刚取得全国政权的情况下，蒋介石不便单独或公开搞特务组织，为了掩人耳目，便将特务活动的任务转到了党务调查科下，该科名义上进行党务调查，实际上进行特务活动。蒋介石对调查科十分重视，认为“成败利顿，关系党国存亡”，尽管他的景况还相当困难，但还是从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对陈果夫是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所以当陈果夫提出调查科主任由陈立夫担任时，蒋介石欣然应允，即将此时正担任他的机要科长的陈立夫放派到中央组织部，主持他交给的特务工作。
28岁的陈立夫年少得志，满面春风地出任调查科的首届主任，他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也明白兄长要他来组织部的用心，决心与其兄好好合作，发展CC派势力，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他主持调查科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改变原调查科的性质，将其办成一个纯粹的特务组织。在第一次举行的全科会议上，陈立夫明确提出，调查科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调查党员的思想及派系隶属，收集国民党内异己派系的情报；第二，收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情报；第三，配合国民党军警机关，破坏共产党组织，逮捕共产党人。
在调查科的机构建置上，陈立夫比较谨慎，刚开始，科下只设采访、整理两个股，每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总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