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了扩建广播电台的计划。这个计划提出后，经陈果夫的多方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国民党中央还指定陈果夫具体负责筹备。于是，陈果夫便丢开手头一切事务，投入电台扩建工程中，他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到各地延揽人才，到国外进口设备，经过三年的努力，整个工程完成，电力扩大为75千瓦，呼号为XGOA，一举而成为远东最大的广播电台。1932年11月12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南京江东门举行开播典礼。
这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国民党要人吴稚晖、戴季陶、居正、何应钦等都亲临参加，一些外国人也被请来观礼，会场人数逾千，十分热闹。陈果夫今天十分高兴，他身穿长袍马褂，满面春风，在一片掌声中走上主席台，向会议致词，他十分得意地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即便发施政令，又利宣扬主义。”也就是说，今后可以利用广播电台传播快、覆盖面广的优势，以发布国民党的各种政令，为宣传反共而大造舆论了。
中央台建成后，二陈又大力发展地方广播电台，相继建成了江西、汉口等省市的电台，特别是江西南昌设立的电台，成为国民党“围剿”红军的宣传工具。1936年，国民党根据二陈的建议，成立了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规划了全国广播电台系统设置、全国广播电台播送节目办法。规定所有各省市公营、民营广播电台，一律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简明新闻、时事评述、名人讲演、学术演讲、话剧、音乐节目。对不予转播的电台，立即禁止播出。
对当时如此先进的传播工具，对他们以行政力量在全国布下的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还觉不尽满意，他们干脆亲自出马，撰写文章，宣扬国民党的主张，以和共产主义对抗。1933年，陈立夫写成《唯生论》一书，在自序说：“唯物乎，物在何处！唯心乎，心已将死！”正文分8讲，主要为：“物质+精神=生”、“唯生是‘根本义’”、“唯心与唯物是‘第二义’”，“救国必先救己”、“信仰即生力量”等。书中主要内容是将人生的意义局限于狭义的谋生活、求生存，主张协调、合作，重点在于反对马列主义，反对共产党，反对阶级斗争，书中虽然也反对唯心主义，但这只是反对唯物主义的一种“陪衬”而已。其故弄玄虚的语言，貌似高深的理论，掩盖着内容的空虚与贫乏。但陈立夫却以此自命为国民党的理论家。
与此同时，二陈还插手文化出版业，他们认为，出版业对党的工作十分重要，必须以一个理想支配报纸、杂志和出版事业。在此思想支配下，1930年，陈立夫出面，联合吴大钧，一起组织了正中书局，由蒋介石发出四千元作为资本。1931年，干脆改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直接经营管理，以垄断全国出版业。书局下设上海、武昌、长沙三个分销中心，并在上海建立印刷厂。
书局主要出版由二陈直接主持编写并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出版蒋介石及国民党要员的著作，如蒋介石的日记，西安半月记，宋美龄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等，成为宣传蒋介石思想的主要基地之一。
后来，正中书局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主管的三民出版社联合经营，由于有政权力量的支持，奠定了其在中国出版界中的霸主地位。
在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中，陈果夫与陈立夫更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他们指挥“CC”派分子紧密配合，对革命文化大加摧残。1930年，由陈立夫出面，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文学团体，参加该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警备司令部的要员外，就是“CC”骨干分子，如潘公展、黄震遐、王平陵、傅彦长等人，他们创办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起所谓“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宣扬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
陈立夫的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他开始将矛头对准了共产党。1935年，陈立夫跑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量如何对抗共产主义思想的问题，经过多次密谋，他们组织了一个所谓“中国文化建设学会”，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在他的主持下，该会提出把中国传统的思想与外来思想结合起来，混合成“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实际上，他们是要把中国的封建思想同外来的法西斯思想结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为了更好地实施文化“围剿”，陈立夫向蒋介石建议，并获蒋的批准，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下面，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其亲信潘公展担任主任委员。1934年6月，该会正式办公，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
图书审查委员会集中了一些国民党党员，CC派分子，他们一切均按陈立夫、潘公展的旨意办事，对于所呈送的稿件，或者粗暴取缔，或者将原稿删割得面目全非。在这里，一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