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成“清堂”运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不久，汪精卫也发动了七一五分共。在蒋、汪联合镇压共产党后，宁汉两政府的合并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为了争夺中央领导权，国民党各派展开了激烈斗争，蒋介石一时成为众矢之的。处于各种矛盾旋涡中的蒋介石不得不于8月13日离宁赴沪，14日，在上海发表辞职宣言，在一番“进退生死，一以党之利益为依归”的冠冕堂皇言辞下黯然下野。
对蒋介石的下野，二陈虽感十分惋惜，却也无可奈何。8月14日，蒋介石要离沪到老家奉化溪口，陈果夫与张群亲自护送返浙。在溪口，陈果夫陪蒋介石登武岭，游剡溪，徜徉于高耸的危崖和潆洄的流水之间，赏隔溪之绿竹，观岭上之苍松，似乎其乐无穷。实际上，他们的心思，不在山水之间，他们在积极筹划，准备蒋介石的重新上台。
蒋介石下野后的第二天，即8月15日，北洋军阀孙传芳领残部偷袭京沪路龙潭一带，南京局势日渐紧张，陈果夫与陈立夫这时对南京方面采取不合作主义。当陈果夫陪蒋介石到奉化时，陈立夫退居上海。不久，陈果夫也来到上海。而南京方面因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吴倚沧病逝，电催陈果夫即到南京代理组织部部长职务。对此，陈果夫大耍滑头。他想，接受任命，对不起蒋介石，不接受任命，南京方面会任命其他人，因此他欣然接受，但却一直呆在上海，迟迟不赴南京上任，致使组织部长虽有名而无其实，部内工作处于混乱之中。
此时的陈果夫与陈立夫正在上海紧锣密鼓地开展拥蒋活动。他们上下串连，各方联系，逐渐聚集起一股强大的拥蒋势力。
还在北伐战争时期，陈果夫与陈立夫为了反对国共合作，建立自己的嫡系势力便与曾养甫、陈肇英等一些浙江籍国民党员于1926年11月在广东成立了一个组织——浙江革命同志会，这个组织以地域为纽带，以拥蒋反共为目的，很快得到发展。后来，陈果夫随蒋介石到南昌后，便与江西的反布尔什维克组织头目段锡朋搞到一起，并使这两个组织联合起来，成为国民党内右派势力的核心组织。为了使这股右派势力迅速控制整个国民党，陈果夫经与蒋介石密谋后，便以中央组织部长的名义，将这个秘密组织成员委派为一些尚没克复的省市党部负责人，使这些地区一克复，便由他们的势力控制起来。但北伐军占领南京、上海后，由于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北伐一度停止下来，于是，这些拿着空头任命的人一时好梦难成，只好从广州、武汉来到上海，寻找他们的主子，此时蒋介石与二陈都自身难保，岂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只能惺惺惜惺惺而已。但他们在同病相怜之中，也认识到了一个道理，即要想求得一官半职，必须蒋介石再起。而陈果夫与陈立夫也从这些散兵游勇中看到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于是极力鼓动他们联合起来拥蒋。这样，以二陈为中心，这股拥蒋的势力抱成了一团。
9月28日，蒋介石为了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偕张群一道赴日本访问。还在下台之时，蒋介石在军事上抓住黄埔系，把黄埔学生交给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以保持自己对军事实力的控制权；在党务上，则抓住陈果夫，让他控制各地党务干部。在访日前夕，蒋介石在上海召见了陈果夫与陈立夫，蒋介石希望陈立夫一起去日本，但陈立夫以身体健康欠佳，极需休息，且不懂日语为由没有应允，蒋介石也不强求，只是向他们面授机宜，要求他们带动拥蒋势力大造声势，使南京陷于困境，并看准机会，实行反击。对此，二陈心领神会。在蒋介石出访日本后，他们更加紧了国内的拥蒋运动。
桂系白崇禧曾专门找到陈立夫，希望聘请陈担任他的顾问，陈立夫因蒋介石下台，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因此没答应白崇禧聘任，他想放弃一切政务，重去当矿业工程师。虽然如此，他还是希望蒋介石有朝一日能上台，因此，在机要科交接时，蒋介石的机密文件、密码及其他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没有交出。然后离开南京，回到上海。
蒋介石的下野，促进了宁、汉、沪的合流。9月11日，宁、汉、沪三方中央党部代表终于坐在了一起，在上海戈登路伍朝枢的寓所举行谈话会，经过三天讨论，决定在国民党三大前先成立特别委员会，“汉宁沪三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委员32人，候补委员9人”。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后，正式在南京成立，决定接收宁汉沪的中央党部及中央政治会议，改组国民政府，宣告“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执监委之职权，改组国民政府”，“以前峙立三党部均不复行使职权”。由于国民党的一批元老派人物如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均辞职，声称“各为故里游，一了百了”，使得党务大权由西山会议派所掌握，谢持、居正、林森、张继、邹鲁等人均进入32人的特委会，谢持居然成为特委会3名常委之一。军政大权则操于桂系之手。
青白团入团者需面向孙中山遗像宣誓，孰不知，他们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早已非孙三民主义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