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他与忠救军的合作关系，通知原先布置在上海市郊的几支忠救军的部队星夜驰赴上海待命。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这样，周佛海三拳两脚，把维持上海秩序的责任又送回到戴笠身上。
周佛海这个大汉奸也深知自己的下场会是很惨的。此时是在利用他，可他知道利用顺心了，可能会改变一下命运。
在戴笠的遥控指挥下，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郭履洲的纵队按期到达上海，毛森率领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的大批特务分别向福建建阳集中，准备乘美军运输机直飞上海。戴笠交给毛森的任务是火速赶往上海负责接收76号特工总部。从重庆经建阳兼程赶来的军统三位少将王一心、尚望、邓葆光也到达淳安。戴笠当即找他们谈话，向他们分别交代去上海的任务。戴笠在找邓葆光个别谈话时，交代他到上海后，首先找周佛海和周作民，对上海经济界接收，一定要抢在行政院之前做好，先送到校长手里，使校长看到我们团体的实力，不仅仅在特工方面。
邓葆光不解地问：“那还有什么？”
戴笠哈哈大笑说：“这还不明摆着，要做好这件工作，一定要抓住‘二周’。”
戴笠所说的“二周”之一的周作民，是与戴笠私交极好的金融界大亨、上海金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抗战前曾任蒋介石的高级经济幕僚，常就金融问题向蒋献策，算得上是位金融界“奇才”。
上海沦陷后，周作民逃到香港，利用与日蒋的特殊关系，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继续从事银行业。香港沦陷后，周被日军拘留，押回上海，不肯出山，暗中与戴笠、杜月笙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周佛海关系极好。
抓住“二周”将是接收上海工作的完满标志，并可为接收的安稳交差画上圆满的句号。
军统的一部地下电台，便暗藏在福开森路119号周公馆的3楼。有段时间，军统其地的潜伏电台相继被日伪特务破坏，戴笠只剩下这部电台与军统上海潜伏人员保持联系。戴笠与杜月笙合办的“通济公司”与驻上海代表徐采丞的联系也是通过这部电台进行的。周作民还先后支援忠救军80多两黄金及各种形式的贷款，成为军统在经济上的后台大老板之一。这也是戴笠看重周作民，指示邓葆光到上海找他的一个原因。
戴笠把任务交代完毕，即催促王、邓、尚抓紧拟制接管方案，并准备在8月29日随杜月笙一起到上海主持接收工作。
处心积虑地筹划、算计可以说到了进入沦陷区接收后，达到了全面开花的回报。
戴笠指挥军统特务抢先接收沦陷区各大中城市的活动迅速在全国铺开。设在淳安的前沿指挥所以及重庆局本部的工作人员彻夜不眠，所有的电台全部开通，以便与全国的600多个支台、分台保持24小时联系。通过这些电台发向各个沦陷区的形形色色的委任状、命令、手令如雪片般漫天飞舞，令人目不暇接，一批批的大小汉奸和伪军将领摇身一变，由此而成为国军的先遣军总司令、总指挥部总指挥、行动总队总队长；至于纵队司令、支队司令等等，更是有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
尤其是那些挂着国民党地工二人员招牌的军统特务，他们像一场夏雨后的蚯蚓一样，一夜之间，千千万万地从地下冒了出来。他们自命为“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迅速在沦陷区各个大中城市成立“最高”指挥部，发布公告，发表通令，包揽大权，颐指气使，威风不可一世。趁乱接收、“抢收”终成“劫搜”、滥收。
有些军统特务急功近利，不能按蒋介石、戴笠的部署很好地把握时机，由操之过急而引起与汉奸、伪军的对抗，竟至酿成动乱，影响了国民党“抢收”的进程。军统对国民党旧都、汪伪首都南京的接管活动，就发生了严重危机。
原因出在军统南京站长周镐身上。按戴笠的预定计划，周佛海在就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总指挥后，立即委任周镐任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南京指挥部指挥，负责维持南京的临时治安，并交代徐肇明从伪税警总团的军械仓库里取出汉司登手枪200多支，交给杨佐华（周佛海的妻弟），编成上海市行动总指挥部特务大队，派到南京由周镐指挥，以此加强周镐的力量。
以戴笠的本意，这些所谓的“指挥部”纯粹是“维持会”性质，维持到中央军进城就算“圆满”结束。对这一点，周佛海是吃准了的，所以他不敢多说一句话，也不敢多走一步路。但是周镐却没有理解戴笠的本意。也许他自认为是军统地下人员，与周佛海的汉奸出身不一样，“听候中央接收”，难道自己不是中央派来的吗？
再说，当初自己奉命深入虎穴，在日伪的“心脏”地带出生入死，战斗到抗战胜利，居然要让别人来接收，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也许他认为日军投降，中央军未到，伪政府又在8月16日宣布解散，出现了政治真空，自己何不趁乱“揭竿”而起，承揽日伪组织受降，建立一个天大的功绩，岂不是一个天大的功劳。可见，周镐当时心态是既复杂又幼稚的。
总之，不论周镐是怎样想的，他得了个“南京指挥部指挥”的头衔，就野心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