挥官阮清源、忠救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中美所前进指挥所指挥官毛森等大特务汇报情况，研究工作，调整部署。
戴笠的接收计划是：一旦日军宣布投降，以就地反正的伪军和汉奸为第一批“接收”人员，指令他们就地维持社会治安；随后，忠义救国军是第二批接收人员，必须在3日内赶到南京、上海，接替伪军的重要防卫地区，其速度一定要抢在新四军之前；然后，中央军的大部分是第三批接收人员。
基于这一考虑，戴笠指令忠义救国军的各总队都必须梯次向前移动，尽可能地靠近京、沪、杭地区，随时准备进入南京、上海进行接收，并指令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马志超，将忠救军总部由安徽广德向前移动到浙江余杭县，这里处于京、沪、杭、甬铁道线上，西距杭州仅咫尺之地，东去上海、南京也是指日可达。做这样的部署，可见戴笠志在必得的迫切心情和决心。
在做以上部署的同时，戴笠还通过杜月笙在上海的徒弟万墨林、徐采丞建立的秘密通道，把军统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分批召来淳安汇报情况，为日军投降接管京、沪、杭的工作预作部署。按照戴笠的初步计划，日军一旦宣布投降，首先在上海成立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由周佛海任总队长，在总队之下，分别成立上海、南京和杭州3个地区指挥部。分别负责该地区的接收和社会治安秩序。戴笠把这个计划向有关军统特务传达布置后，即令他们迅速返回贯彻落实。
戴笠、梅乐斯、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对有关忠救军方面的活动，戴笠大都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商量安排。对部署与指示军统在京、沪、杭潜伏人员的活动，联络汪伪大汉奸周佛海、丁默村及指挥布置伪军将领如何阻止新四军等中共武装进入上海、南京的活动，由戴笠单独进行，杜月笙则从旁予以协助，通过自己的渠道提供京、沪、杭地区敌伪方面的重要情报。
杜月笙在淳安的活动主要是按戴笠的分工，部署如何在经济、金融方面接收上海的问题。
梅乐斯在淳安期间，主要视察和部署中美所各特务武装的活动，继续接应美军从东海沿海登陆的问题。
在浙西视察期间，戴笠最关心的主要还是日军什么时间投降的问题。到淳安1个月来。戴笠每时每刻都在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预测日军可能投降的最后期限，但是日军似乎出奇地顽强，一部分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即使盟军打进日本也在所不惜。戴笠的急性子似乎耐不住了，他甚至想先回到重庆再说。也就在这时，形势急转直下，早已穷途末路的日本法西斯终于顶不住了，发表了无条件投降的声明。反共“殊荣”
历时八年的抗战终于结束了。
8月10日，戴笠从广播里收听到了日本政府关于在维护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条件下接受美、英、中、苏联合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投降的公告。
8月11日，同盟国照会日本政府，重申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的立场。
8月14日，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
8月15日中午12时正，日本天皇裕仁在电台里亲自广播投降诏书。
此时此刻的戴笠，思绪万千，想到八年抗战以来，军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他本人地位和声誉的巨大提高，他想到抗战胜利后将入主海军总司令部，以及把军统改造成政党的宏图大略，他想到胜利后将与电影皇后胡蝶正式成婚，这将是国内外最令人瞩目的一对婚姻等等。
戴笠是很现实的，在经过一番激动的狂想之后，戴笠很快回到此行面临的艰巨任务上来。他明白，形势已到了刻不容缓的紧急关头，必须立即赶回淳安布置对上海、南京的接收工作。
在淳安，戴笠发出了最初的几项接收指令：
（1）电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以他的私人代表身份，立即从忠救军余杭总部前线，经杭州去上海，找日军总部参谋长今井武夫进行接触，向日军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传达受降事宜；
（2）急电重庆局本部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通知局本部华东实验区区长王一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经济科科长邓葆光、军统别动军参谋长尚望3位军统少将即刻乘飞机到福建建阳，再转搭军统运输大队的车辆到淳安听候使用。
这3员大将是早就准备好接收大上海的一着要棋。他要这3人组成军统先遣组，跟随杜月笙进入上海主持接收事宜。由王一心整顿和统一上海所有的军统潜伏组织；由尚望点验和整编上海的伪军力量；由邓葆光了解和掌握上海的汉奸产业情况，拟定接收方案，并同时与上海金融、经济界人士进行讨论，制订战后稳定上海经济的方案。
（3）电令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处长李崇诗立即自建阳赶赴淳安，部署中美所的特务武装立即向沦陷区各大城市集中。并电令忠救军阮清源、郭履洲纵队，毛森、陈默总队均须日夜兼程向上海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