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特务开会，布置出发后的军统各项工作。他在会上一再强调说：
“我们将来的敌人，比日本人更难对付，你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并向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交代说：“日本人一投降，中美所就会宣告结束。你一定要赶快运一些军火器材去东南。现在，你就立即派人将现有的一些弹药物资运往安徽，那里的忠义救国军等部队需要补充。”
沈醉回答：“明白，马上动手。”
在临行前的早餐会上，戴笠神情亢奋地再次对送行的大特务们说：“校长对东南沿海大城市的接收极为重视，对那里的局势也极为担忧。这次我们一定要抢在一切人之前，首先进入上海、南京，东南半壁江山将是军统的天下。不辜负校长的一片期望。”
本来，戴笠是约定与梅乐斯、杜月笙一起，在6月25日从重庆动身的。正在此时，传来了周佛海母亲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
戴笠是很会利用机会的，他暗忖此次到东南接收，正要充分利用周佛海的力量作为跳板，此时周母去世，何不演一场戏给周佛海看看，也算是送给他一份见面礼。
于是，戴笠吩咐部下随杜月笙从陆路按原计划赶到贵阳会合。他一方面先行乘飞机到贵阳为周母主持办理丧礼，一方面指令军统局将周母在贵阳医院病逝的消息及自己专程去贵阳代其当孝子治丧的情况发电报告诉周佛海。
戴赶到贵阳后，当即替周佛海披麻戴孝三叩首，然后为周母守灵、安葬、治丧，造墓立碑，并把一套照片派人寄给周佛海。
周接到戴笠的电报后，一方面对蒋、戴异常感激，更坚定了报效之心，一方面向陈公博辞职守灵，在玉佛寺大做道场，登报开吊，极尽奢华之能事。
6月27日，梅乐斯、杜月笙分别到贵阳，与戴笠会合，改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湖南芷江。经芷江再转福建建阳。在建阳期间，戴笠、梅乐斯先后视察了中美所东南办事处和东南训练班，分别召集东南办事处特务及东训班师生讲话，要求大家随时做好接收准备，抢先一步控制好东南沿海各大城市。
离开建阳，戴、梅、杜一行乘汽车又转到江西上饶，与顾祝同进一步密商。顾祝同原以为上海、南京离第三战区最近，蒋介石一定会把接收上海、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加之杜月笙和戴笠一起先行到东南沿海准备接收，顾又以为蒋一定会把上海的接收工作交给杜主持，于是对戴、梅、杜的到来极表欢迎，并先后与戴、杜等密谋了两天如何将第三战区的部队与忠义救国军以及上海的帮会力量结合起来，阻止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做好东南地区的接收工作。谁知胜利后，顾祝同、杜月笙的目的都没有实现，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只有戴笠早有预谋，心中已有底牌。
从上饶出发，戴、梅、杜一行浩浩荡荡地到达安徽皖南雄村训练基地。在雄村，戴笠先后召集训练班师生和附近的忠义救国军干部到雄村开会，发表讲话。因忠义救国军中很多人是上海帮会分子，故戴笠讲完后，非要请杜月笙讲话。杜每次讲话很简单，不外是勉励官兵早日打回上海老家等等。从雄村出来，戴笠一行开始去此行最后一站淳安视察。潜行布线
1945年7月上旬，戴笠、梅乐斯、杜月笙一行仨人潜行到浙江西陲大山之中的小镇淳安，扎下大营。
淳安，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位于新安江畔的浙西大山中。一条弯弯曲曲的青石板铺成的小街从新安江边一直伸向镇内。在小街两旁，一家接一家的酒家、茶馆、杂货店、货栈、旅馆、妓院等，形成了一个畸形的战时繁荣。这个由“通济公司”用走私物资喂饱的小镇现在成了军统局和中美所准备接收东南沿海地区的前线指挥部，开始布置接收工作准备大干一把——大捞一把。
戴笠第一项工作就是沟通与南京的周佛海、程克祥、周镐，上海的唐生明、沪二区的陈祖康，苏州的任援道等军统潜伏人员和汪伪汉奸大头目的联系，掌握南京、上海方面的情况。
当时日本战败已成定局。汪伪集团内部已是阴沉沉的一片末日景象，汉奸们在大厦将倾之际，一个个竟相过着腐朽糜烂、醉生梦死的生活。一些手上有点实力的伪军将领通过各种渠道与重庆挂钩，没有实力的汉奸则拼命敛财，准备出逃，形势真有一夕数惊之感。
戴笠指示军统潜伏人员，要他们相机转告一些汉奸头目，指示他们帮助军统做好接收工作，在关键时刻立功赎罪，对其过去的汉奸行为可以既往不咎等等。
这在戴笠，虽然是出于权宜之计的一时利用，但是对许多汉奸大头目来说，却不啻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可以使他们不致顽抗或溃散，并帮助维持社会秩序，阻止中共武装的接收，另一方面则防止他们倒向共产党和新四军。以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来说，当时都曾有过狡兔三窟的念头，暗中派人与新四军方面进行联系，试探条件，但周佛海后来一心投靠重庆，这与戴笠的欺骗利用不无关系。
戴笠在淳安期间的第二件工作，就是不断召见忠义救国军温台区指挥官郭履洲、京沪区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