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谓贪污被人告发，高当即被军委会命令撤职，并送交法院。高案发后，戴笠一方面派特务到直接税署侦察情况，搜集材料，一方面不断向法院审判人员出示佐证材料。高秉坊终于被判无期徒刑。
高下台后，其职先由税务署副署长李锐过渡一段时间后，很快由军统大特务、原缉私署主任秘书、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副局长王抚洲接任。王主事后，发现直接税署因内部制度管理较严，并不像外面所说的是个发财机关，内心倒有些懊悔。这大概也是戴笠向高秉坊进攻时所藏的一份私心吧。
戴笠在抗战期间与CC系的最后一战是发生在1945年4月。
当时，宋子文主持一次行政院会议，CC系的大头自目果夫突然发难，以财政部战时货运局的种种不法情事为由，力主撤销该局。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因为是在CC系支持下入主财政部的，所以也附和陈果夫的提案，宋子文抵挡不住，只得通过撤销货运局的决议。事后，宋向戴解释，我们不能中CC系的离间计。因此，货运局撤销，戴笠再次丢失一块领地。这是CC系因徐恩曾一案而对戴笠的一次回击，算是多少出了一口恶气。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本来圈定戴笠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委。但戴笠寻思，多年来自己树敌太多，特别是要谨防二陈犯难作对，与其让他们做手脚，不如自己干脆谦让给郑介民、唐纵2人去当什么中委，既抽身退步，洁身自好，让二陈找不到靶子，又借此笼络了郑介民、唐纵，更主要的是让蒋介石看到自己谦让中委，显示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果然，戴笠在这个问题上一箭三雕，深得蒋的好评。
戴笠策反伪军汉奸的行动，在1945年初也进入最后阶段。这一年春节过后不久，戴笠亲自找到张学良，请他亲笔对原东北集团高级军政人员写信，信的内容大体一样，只是开头的名字和称呼不同。写好，就分别用毛笔誊写在一幅长约30公分、宽约40公分的黄色绫子上。
密信一共33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指示收信人服从党国的命令，积极团结抗日，效忠国家民族等等。戴笠拿到这些信后，派专人送交安徽界首的军统东北特别站陈昶新，另外给陈发去一份电报，指示陈尽快设法把信分别送交收信人。陈接戴命把张学良的信送交后，在旧东北集团圈子里引起了巨大反响，纷纷表示愿意投效。
陈昶新的利用价值已被戴笠榨尽，陈昶新至此已开始不被戴笠重视，而加以冷淡搁置了。与此同时，戴笠对华东、华南的伪军汉奸策反工作也已进入最后阶段，一切只等胜利到来，撒网捕鱼了。
1945年6月初，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熊斌为华北宣抚使，进行所谓策动华北汉奸的反正事宜。行前，戴笠告诉熊斌，军统在华北敌后的主要城市早有布置，有电台，要他在汉中和西安与文强联系，必定有所帮助。果然，熊斌依靠军统的力量，得以把任务完成。这是蒋介石派出的最早的一位接收大员。
至此，蒋、戴对各类汉奸的策反工作大致完成。
1945年3月8日，戴笠正式被国民政府授予少将军衔；不久，蒋介石任命戴笠为军统局局长，也达到了他人生的“最后一跳”。这一跳虽然跳得很远，也很有力，也许最令他遗憾的是没有跳出人民的力量，没有跳到海峡的彼岸。先下手为强
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到1945年，法西斯的全面灭亡之象已有显现。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是气势如虹，盟军也节节胜利，光复全欧已是指日可待，东方的日本法西斯已是穷家薄业，日子一天天难过起来。这年初，军统经济专家邓葆光通过对日本经济的深入研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认为日本人对这场战争将支撑不到1945年底。
戴笠对邓葆光的这个大胆论断也是赞赏的，他相信如果没有钢铁、没有石油、没有橡胶、没有粮食、没有棉纱、没有大批战略物资等等，是无法维持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的。
问题是，推断日军将在1945年之内被打败，戴笠却不敢以此上报蒋介石，万一没有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多年来，戴笠对付蒋介石的“秘密武器”和“成功之道”就是“留一手”，任何话都不可说得太满，任何事也不可做得太满，凡事进则易，退则难；放则易，收则难；特别是在蒋这样喜怒无常的校长面前，宁可做到说不到，不可说到做不到。
于是，戴笠的方针是立即进行周密计划，抢先一步做好各种接收的准备，迎接抗战胜利的到来。
然而，形势的发展很快证实了邓葆光的判断：
4月，希特勒自杀，苏军攻克柏林；
5月，德国无条件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