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
面对日本最后一跳的苟延残喘，国民党发动了豫湘桂大战役，想一举击败日军，但是却大失所望，遭到惨败。
豫湘桂战役，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战场的第二次战略大溃败，其结果是国民党损失兵力六七十万人，丧失大小城市146个、国土20万平方公里，使6000多万人民陷入日军奴役之下，7个航空基地，36个飞机场也陷入敌手。
国民党军队的这场大惨败，从根本上来说是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政策的恶果，但是，就戴笠来说，也有不可辞咎的责任。首先，戴笠对日军的整个行动，未能在预先有情报提供统帅部决策，当时，军统的主要精力除了策反、反共外，就是搞走私牟利，完全不把对日情报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其次，戴笠与处在抗战第一线的汤恩伯虽然有很深的关系，但是，他们不是团结抗战，而是合作反共。就在日军发动“一号攻势”的前1个月，戴笠还在汤部视察，共同密谋成立两个规模很大的党政工作总队，由戴笠派军统大特务主持，任务是在第一战区及四省边区开展反共活动。
汤恩伯本人也在胡宗南召开的中原战役检讨会上承认：“我看中原之败，失陷在日寇之手不足惜，问题是为共产党造成了机会。中条山之失是这样。太行山之败也是这样。我在四省边区苦心经营，主要目的是对付共产党，可惜日寇打碎了我的计划。”汤恩伯在失败之后，仍念念不忘反共，可见他和戴笠在反共问题上勾结之深。日军的“最后一跳”，并没有能使蒋介石、戴笠等人警醒，戴笠继续按他的“既定方针”积极实施在战后争夺天下的准备工作。
为了能在战后取得海军总司令之职，戴笠注意从多方面搜罗培养军事人才，他除了从陆大及胡宗南部引进一些军事专门人材外，又脱离军统特工业务，在军令部二厅的参谋班内成立了一个高级参谋队，为未来的海军司令部培养高级幕僚人材，并保送了一批军统特务进入陆大学习，以便为他们取得军事主官的任职资格。
戴笠深知自己出身特工，又未能在任何一个部队担任过军事主官，如果由自己独力组建海军司令部是难以得到蒋的恩准的。于是，他很早就在考察如何能找一个既有任职资历，又能让蒋放心的高级将领担任自己的副职，一定能增强自己到海军“组阁”的竞争力。
因此，他精心准备了一张“王牌”放在口袋里，准备随时向蒋“摊”出来，这就是当时远在国外“避难”的桂永清。桂永清本是黄埔一期毕业的复兴社高干，1936年“西安事变”前，已官至第七十八师师长、中央军校教导总队队长、首都警备副司令，被授予中将衔，成为蒋的心腹亲信。但在“西安事变”中，因头脑简单，追随何应钦主张讨伐张、杨，一度不讨蒋喜欢。
抗战初期，桂升任第二十七军军长，但在兰封一战中，因作战不力，受革职处分。不久，调任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四川綦江第一团教育长。1940年6月，桂永清以莫须有的所谓“共产党”的罪名，残忍地活埋青年学生200多人，事发后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蒋介石为应付舆论，将桂永清免职后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1944年又调任驻英大使馆武官兼军事代表团团长。
戴笠平时与桂永清并无深交，但自桂落难出国后，其父仍住在綦江母家湾，戴笠主动派人经常去桂父处送钱送物，给以照应，此举由桂父写信告诉桂永清，桂果然十分感动，戴、桂关系由此步入佳境，双方成为挚友。
戴笠自有了染指海军的打算后，与桂永清一拍即合，桂开始成为戴口袋里的人，战后，桂永清果然涉足海军，先以副总司令的身份主持海军工作，后升任总司令，这虽是戴笠死后的事情，但大概也是蒋当初念戴提携桂永清的一点情份。
这段时间，戴笠与国民党内政敌的斗争方面，因中统头目徐恩曾失势，戴转向重点打击孔祥熙。1944年春，孔祥熙的亲信、苏浙区烟草专卖局局长王巽之，公然利用职务之便，用卡车向内地走私卷烟，结果被军统贵阳三桥统一检查站扣留。
初期，孔祥熙对王巽之极力加以包庇，但戴笠抓住这件案子不肯放松，一直告到监察院处理。监察院初对王提出弹劾，移送“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又以犯罪情节确凿有据，将其移送法院。这时孔祥熙在舆论的夹攻下，已交出财政部长一职。不久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长，又将孔从行政院挤出来。王巽之失去靠山，终于被撤职查办。
为了防止孔祥熙东山再起，戴笠一不做、二不休，再次从孔的另一心腹亲信、财政部：直接税署署长高秉坊身上开刀。戴选择高秉坊做打击对象，还有一个原因是戴、高的关系一直很僵。戴任缉私署长时，各地的缉私人员往往借直接税名义敲诈勒索，高往往在原件上批注“请雨农兄阅”，或“送戴署长”。其意在给戴难看，并在财政部部务会上指责财政部的名誉是由缉私署弄坏的，主张各地部署机关牌子上只写机关名称，不冠以财政部3字。戴高由此积怨很深。
戴则利用各种机会搜集高的材料，伺机发难。1945年2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