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纵自从抗战中期出任军统局帮办以后，已看出蒋对戴的猜忌与戒备之心，因而暗中与戴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中、军统的关系上注意摆平，对戴笠以及军统内部存在的问题也能及时如实向蒋密报，唐本出自军统，对军统内部的情况相当熟悉，知道如何抓住问题的要害，向蒋进言，也就更加赢得蒋的宠信。
蒋于此开始着意培植唐纵，以抑制或取代戴。所谓建立特工年度汇报和月度汇报，蒋固然有发挥特务系统整体效率的打算，也有通过两个汇报来进一步发挥唐纵的特殊作用，以抑制戴笠的考虑。从此以后，唐纵经过自己的持久努力，不但使第六组成为蒋直接控制运用的机要情报和政治谋略机构，而且实际上也成为蒋借以联系和指导军统、中统、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处，以及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7大情报机构的总负责。可见唐的地位似乎已在戴笠之上，而戴笠不过是与徐恩曾、郑介民、徐佛观等特务首脑一样身份的某个特工系统的负责人。
蒋的这一手法确实高明，高明得难以猜度，不过，还是有唐纵这位猜度大师的心领神会。当时，在军统内部，自戴笠以下，都是十分自负的，从不把中统等其他特务机构放在眼里。
有一次，唐纵代替戴笠到军统局主持总理纪念周。
休息时，党政处副处长叶翔之问唐纵：“军统的情报在全国搞情报的单位中，是不是首屈一指？”
唐纵毫不客气地回答：“做敌伪情报，军统办法比较多一些；军事情报还是二厅好；搞民主党派和对中共方面的情报，中统占优势。”
由于此语出自唐纵之口，因而被认为是权威的评价，这给素来妄自尊大的军统特务们多少泼了点冷水。这也是唐纵间接告诉戴笠，在特务工作方面，他并不能取代其他特工系统，一手遮天。
戴笠神经是十分敏感的。蒋的抑制手段，唐的地位迅速上升，都使他确信自己的处境是很微妙的，一步不慎，就有可能凶险加身。但在内心深处，他又希望处处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戴笠一生中是不相信鬼神的，但是却十分迷信命相和地理风水。抗战中期以来，戴笠通过秘书周念行给他讲史，了解到在明、清两代，江山县曾出过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明嘉靖、隆庆年间的尚书毛恺，因上疏主张“禁滥狱”，缓和阶级矛盾，触犯龙颜，死后仍被穆宗皇帝削去官职；另一位是清乾隆年间的台湾总兵、福建陆路提督柴大纪，因台湾“天地会”林爽文领导反清起义，未能及时扑灭，被清廷斩首。
这两个历史人物的悲剧，给戴笠心理上影响很深。他认为自己是继毛恺、柴大纪之后第三个在江山县影响最大的人物，会不会像毛、柴一样不得善终呢？
为了能从江山县的山水地理方面寻找答案，1944年4月，戴笠在陪同梅乐斯赴东南视察期间绕道江山县，召见刚从上海潜逃回到浙西的毛森与军统局东南办事处主任毛万里，指示他们对毛、柴二人出生的石门、长台两乡的地理风水进行勘察。毛万里、毛森奉命踏勘，果然有惊人之语。
他们勘测到江山县的地势南高北低，雨水一泻千里，难以蓄积，故穷山涸水，养不住大鱼，大人物难以善终。戴笠听完“两毛”的这一番宏论高见，深以为是。联想到自己命中缺“水”的命相，不禁有毛骨悚然之感。
1944年，随着盟军在太平洋上越来越强大的攻势和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德、日法西斯的末日已屈指可数，抗战胜利的曙光隐约可见。为此，戴笠抓紧时机加强全面部署，以攫取抗战胜利的成果。
军统在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工作到1944年为止，基本上形成了以安徽界首、浙江淳安、福建建阳三大基地为前沿据点的扇形工作区域。
安徽界首是戴笠借助汤恩伯的势力建成较早的前沿根据地。界首本是豫皖交界处的一个小镇，但从抗战中期开始，这里几乎成了各种政治力量较量和角逐的场所。
为了确保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界首镇的安全，汤恩伯派嫡系王仲廉的第三十一集团军驻进这一弹丸之地，并在界首设立警备司令部，以达到长期经营的目的。特别是抗战后期，界首因临近沦陷区，成了中原地区蒋日汪之间进行经济走私的著名“阴阳界”。
不但汤恩伯在此设立“物资管理处”，大做投机生意，蒋鼎文、李宗仁也都派人在界首设立战区办事处，就是远在西安的胡宗南，也无数次地派人到界首招兵买马，以扩张实力，弄得汤恩伯大发脾气，说：“胡宗南今天也招收青年学生，明天也招收青年学生，实在是欺人太甚，连我控制的四省边区都成了他的招生所，这还成话。”
戴笠更是看中这块战略要地是他开展反共、策反汪伪军、进行经济走私、监视国民党军队等特工活动的好地方，在汤恩伯的全力支持下不惜花大力量进行经营，先后在界首设立的高级特务机构，有以周兆棋为主任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调查统计室兼界首警备司令部调查统计室；以刘国宪为处长的界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以周麟祥为副主任的军统临泉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