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毛人凤以下的大小特务，无论资格多老，职务多高，能力多强，只要是一言不合，一事不慎，被戴笠撞见或掌握，轻则是一顿训斥谩骂，重则是遭拳打脚踢，或被送进监狱，一关数月、一年。
1944年11月11日，日军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攻陷桂林。在这之前，由于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电讯处长魏大铭及总务处长未能及时将进入桂林的潜伏组派出，戴笠当即宣布给军统3个少将判处2年徒刑，勒令他们当时就回去交待工作。
宣布后，戴笠又有些懊悔，3个少将当时是军统的三大台柱，也是戴笠的得力助手，岂能一关就是2年。但是已经当面“判决”了，戴笠一时又不好改口。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居然给想到一个就坡下驴的办法。
第2天，戴笠又把3位少将叫去，当面宣判缓刑2年执行，另外每个处关1个副科长进去，代处长坐牢。如此自立法度、惩戒部属，真是闻所未闻。戴笠凶横霸道，作威作势，由此可见一斑。
以戴笠之威，军统上下莫不噤若寒蝉，但也有一些大特务在脱离了戴笠的掌握后，往往借机大骂戴笠一通，以发泄心中的不满。
抗战后期，戴笠下令在中美所大礼堂后面的山坡上，竖立了一块石碑，以纪念那些所谓为团体事业献身的军统“烈士”。因特务工作本属于黑幕范围，碑上当然不好刻上“立传”的文字，因此只好以“无字碑”名之，美其名曰“无名英雄碑”。
抗战初期，因招收学生军训一事被戴笠气跑的梁干乔自西安到重庆看病，出于一时兴起，慕名到中美所去看无字碑。岂知卫兵因不认识这位当年老资格的军统大特务、现在已是胡宗南手下的大红人，居然教训梁干乔要脱帽、肃静。这一下伤害了梁的自尊心，触到了梁多年来对戴笠的痛恨之处，梁立即摆出“十人团”元老、复兴社高干、特务处书记长的派头，借题发挥，指着“无字碑”大骂起来：
“既然无名，就不应该立碑。立了碑，就是唯恐人不知。又要当婊子，又要起贞节牌坊。可耻！可耻！”
这一番话很快被报告到戴笠那里，戴虽有特工帝王之尊之威，可是对梁干乔这样的人却无可奈何，只好自己解嘲说：“梁干乔是有名的梁神经，神志不清罗！”
这一次，戴笠破例连饭也没有敢请梁干乔吃。真是魔王碰到“神经”，有理也说不清。
随着抗战形势的不断好转，以及戴笠的特工权力越来越大，有一个问题总是象幽灵一样始终在戴笠脑子里徘徊，久挥不散。这就是蒋的猜忌及自己的地位前途问题。戴笠深知“鸟尽弓藏”和“权重震主”这两句话的份量，蒋必有一天要对自己下手。
1944年初，蒋决定加强对特务工作的控制，下令在原先建立的甲种汇报和乙种汇报之外，成立特务工作的年度汇报。
第一次汇报于1944年2月24日在蒋官邸举行，由蒋亲自主持。出席者有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后由叶秀峰接替）、军令部二厅厅长杨宣诚（后由郑介民接替）、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某、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秘书长徐佛观、缉私署长宣铁吾、宪兵司令张镇等特工头目。
会议的内容是由各特工系统的头目汇报年度工作，交换各系统的情报，听取蒋对特务工作的指示等等。会议名义上是由蒋主持，但是代表蒋做主要发言的却是唐纵。
戴笠由于从唐纵处事先了解到这些会议的主要议题和蒋在这段时期内对情报工作注视的侧面，充分进行了准备，结果在会上汇报时，由于材料丰富，所谈问题又正是蒋所关心的问题，颇称蒋意，蒋也当场嘉勉几句，而对茫然不知所措的徐恩曾则申斥一番。但是，在这种会议上起真正作用和出足风头的却是唐纵。
在年度汇报之后，蒋又指示成立月度汇报。月度汇报地点设在军统局本部大院对面的漱庐。唐纵参加月度汇报是以蒋介石的代表身份出席的，因此，汇报一般由他主持，并由他先传达蒋介石对各特务系统所呈送情报的看法及应当注意的问题。戴笠只是尽地主之谊，负责召集和接待。
建立年度和月度汇报制度，这是蒋介石对特务工作加强控制的一大改进措施。在抗战以前，蒋基本上是以单线联系的方式控制和领导特务工作，特务活动完全在黑幕中进行。抗战以后，除中、军统两大特务机关外，又加强了军令部二厅、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宪兵司令部、财政部缉私署等特工情报系统的活动，特务组织恶性膨胀，各种情报多而庞杂，蒋介石深感难以全面掌握控制，因而特设侍从室第六组加以襄助。
蒋除重要情报及重大情报仍由自己亲自掌握外，一般情报和行动，则交由第六组去综合、校核、整理、分析、指导而后上报。这就使第六组组长唐纵居于承转启合的关键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