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徐恩曾。他对孟真说：“我不搞调查工作已经多年，但是共产党是一定不会放过我的，一定要向我算账的。”又说：“我只好去外国当‘白华’了。”徐恩曾此时已有去美国当寓公的打算，后来，他偕同费侠一起去了台湾。徐恩曾于1985年在台湾去世。
军统却进入鼎盛之时，特务机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武装日益坐大。一代影后胡蝶也成了戴笠榻中玩物，江山浪子戴笠戴雨农可谓人财两旺，兴旺发达。
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党政系、政法学系、黄埔系这三大派系之外，还有以孔祥熙、宋子文、何应钦、陈诚、朱家骅等人各自为核心形成的小圈子。除宋子文、何应钦与戴关系较深外，其他的都与戴有疙瘩，并先后受戴打击。
只有陈诚集团，戴笠始终未敢贸然下手。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陈诚倍受蒋介石的宠爱、本人实力雄厚、权重一时外，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陈诚集团与国民党的其他派系集团比较起来，是较为廉洁踏实肯干的，也较少腐败习气，办事雷厉风行，戴笠长期没有找到可以攻击的口实。
陈诚是国民党集团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数十年来，在蒋介石手下大红大紫，无人能及。蒋介石始终对他没有猜忌戒备之心。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臾。浙江青田县人。1920年毕业于保定军校，1922年随邓演达到广东参加革命，1924年进入黄埔军校，开始了他一生追随蒋介石的政治生涯。
抗战开始，陈诚由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出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四预备军副司令长官等职，率部参加上海会战。1938年1月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2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部长，6月兼湖北省主席，同时兼三青团书记长、中训团教育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9年10月，改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1943年2月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等。
由此可见，蒋介石不但让陈诚一身兼有党政军数要职，而且始终把他摆在各个时期重大事件的中心，加以培植运用，其恩宠有加，在国民党内找不出第二人。当时国内国际、党内党外，都盛传陈诚将成为蒋介石身后最有竞争力的接班人。
陈诚、戴笠不和，就其根本原因来说，完全是野心的冲突。陈诚比戴笠小1岁，但是发迹却比戴笠早得多。当戴笠还在黄埔军校充当胡靖安的清共打手时，陈诚已晋升为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师师长。1931年初，戴笠还在蒋介石身边“跑单干”，陈诚又跃升为第十八军军长，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主力将领。
陈诚早年得志，长期处于权力的中心，更因他性格刚直，高傲冷峻，自认为才干过人，又有其妻谭祥的干娘宋美龄作为后援，因而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独树一帜的作风。他除了对蒋介石绝对忠诚以外，对其他实力派人物均采取排斥打击的策略。他大骂何应钦是“烂好人”始终不给予合作；他痛恨白崇禧，讥讽他处处玩小聪明；他一向看不起胡宗南，认为胡没有真才实学，只不过靠机缘时会，把军队摆在反共第一线而见重于老头子，更认为“汤恩伯专门和奸商勾结，以抢运物资为名，设卡走私，上行下效，军纪废弛，民怨沸腾。以致日寇来攻时，官兵无斗志，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此人真该杀一儆百，以维士气”。
至于戴笠，他以为靠用盯梢窃听、攻讦诬陷等手段邀功取宠于老头子的做法，更是不值一哂。加之戴笠和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汤恩伯都有很好的个人关系，这就使陈诚和戴笠的关系自然而然地冷淡起来。
就陈诚来说，以他的资历、地位、才干及与蒋的关系，他当然不会把戴笠放在眼里，更不会因为戴笠是个特务头子，而对戴笠进行逢迎巴结。
撇开政治立场不论，陈诚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较有正义感的军人，因而他素来看不起戴笠的那种恶性的特工活动，也历来不肯对军统工作给予善意合作。他甚至建立起自己的特务系统，目的就是防范军统的渗透和打入。
在国民党军队中，建立独立于军统之外的特务系统，除张学良、胡宗南外，陈诚是第三人。张、胡是得到戴的默许的，并与戴笠及军统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惟陈诚的特务系统完全独树一帜，戴笠丝毫不能过问，这使戴笠恨得咬牙切齿，然又奈何不得。
同时，戴笠看出，陈诚是最有希望在蒋介石之后取而代之的，这显然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是不利的，况自己要想做蒋身后的第一人，陈诚是最大的阻力和障碍，野心的冲突，使他们进一步在政治上对立起来，几乎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
戴笠是有耐心的。长期以来，他自知不是陈诚的对手，因而用以静制动的办法，不与陈诚做正面交锋，只是像一条有经验的老狼那样，始终躲在暗中窥测时机，待抓住时机，然后闪电般跃出，一击而中，置对手于死地。戴笠的这个策略可以说是十分成功的。
机会终于来了。1943年冬，戴笠等到了一个几乎可以置陈诚于死地的机会，事情缘起于抗战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