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别针为证据，诬蔑柳莲芳为日特梅机关的间谍。
既然是间谍，必须有一个网络，于是又通过捕风捉影、严刑逼供等手法，先后在江山及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抓来90多人，弄得整个江山县城满城风雨，草木皆兵。
由于影响涉及面很广，引起了国民党东南方面高级官员的重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委员长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军委会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的岳父何键、第10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等人纷纷来电询问事实真相和结论。
国民党第25集团军总司令李觉认为此案系戴笠手下人所为，故拒绝加以过问，任由调查室一干人胡作非为，就连国民党军风纪第一巡察团团长金汉鼎闻讯到江山调档审阅，也被总司令部以戴笠做挡箭牌打回。故金汉鼎回到重庆，即向军委会提出彻查此案的要求，CC系的干将、《燕南日报》社社长胡健中等人更是推波助澜，借机向国民党中央告状，要求弄清此案真相。
于是，连戴笠也不得不重视起来，特派局本部督察室督察连谋专程到江山县调查核实，结果很快弄清此案纯是一起诬陷案件，因而否定全案，然姚则崇等人不服，告状告到戴笠处。这时，江山县一些社会贤达绅士也联名打电报给戴笠，恳请他为柳莲芳一案涉及的无辜人员平反。于是才有戴笠的江山之行。
戴笠住进江山县城南门外上三桥一处新屋，未审柳莲芳一干“间谍”，也未找调查室一干特务，却找到江山县商会会长王寿昌询问此案真伪。王寿昌以“我江山县百姓，一向团结抗日，岂有汉奸成为集团之理”一席话，顿开戴笠茅塞。当即同意连谋的结论，下令全部释放柳莲芳等90余名无辜罪犯，将调查室主任姚则崇、江山县行动组长魏哲秋、秘书陈自耕等人拘押解往上饶，经审判，由戴笠指示枪决，并公诸报端，公开执行。当时人人对此深信不疑，以为戴笠做了一件好事，岂知姚则崇还是被他用替身术保了下来，仅易地使用而已。戴笠以假乱真，欺世盗名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斑。
戴笠、梅乐斯一行离开江山县，浩浩荡荡向江西上饶进发，到达此行第三站一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与司令长官顾祝同再次商谈忠义救国军的整顿问题。
1940年，因忠义救国军与三战区的国民党军队矛盾重重，互相攻讦，官司一直打到重庆蒋介石那里。后经戴笠亲赴东南地区进行整饬，才使忠救军与三战区的矛盾一度有所缓和，并在第一次反共高氵朝中协调默契地袭击新四军，受到蒋介石的嘉奖。
但是，由于忠救军本是一些良莠掺杂的乌合之众，又占据着沦陷区与国统区的交通前沿地带，他们凭借天时、地利，在苏、浙、皖三省与敌占区接壤的阴阳界上设关立卡，强征暴敛，同时大搞走私贩卖、牟取暴利。忠救军的所作所为，使得三战区与忠救军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弄得顾祝同也站出来向蒋奏了一本，说忠救军不服从指挥，抗敌不力，扰民有余，十足一群土匪。
蒋介石自1942年以后，对戴已有了戒备心理，也就对这类事采取有所偏向的态度进行处理。他把三战区揭露忠救军种种不法行为的报告批转戴笠查处具报，并威胁要取消忠救军建制，维护战区军令统一。
蒋介石这—手，无疑把戴笠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蒋这次发怒与上次训斥忠救军不同，上次是怒其不争，恨铁不成钢，这次是借题发挥，另有企图，自己如处理不当，必受其累，自己多年来苦心经营起来的这—份特务武装的家当，也会毁于一旦。
于是，经过反复考虑，戴笠向蒋呈送了3条处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