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汉奸特务的手法是以“军统”打击军统，自己何不以其人之道，还击其人之身，暗中收买拉拢汪伪汉奸特务打击汪伪汉奸。于是，戴笠急电军统上海区长陈恭澍，指示他或用重金收买，或用既往不咎、将功赎罪等办法，对原先落水的军统特务，进行反收买。然后利用他们开展除奸活动。
陈恭澍接电后依计行事，首先收买到王天木的随身警卫员马河图，许以重金，要他伺机暗杀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一批汉奸特务。
1939年12月25日的圣诞之夜，马河图利用王天木、陈明楚、何天风等人到沪西北来夜总会去享乐的机会，趁他们舞兴正浓时，拔枪突袭他们，将何天风、陈明楚当场打死。马河图对王天木念在多年的老上司的份上，一时手软，使王天木瞬息之间躲进沙发背后，幸免一死。马河图当即逃离夜总会。由陈恭澍将他转移送到重庆，向戴笠领取十万元奖金。王天木虽死里逃生，但由于涉嫌太多，也被七十六号牢房扣押起来。戴笠一击而中，也出了口恶气。重整势力
抗战初期，一方面，军统在沦陷区的各级潜伏组织出现了一股反叛、分化、瓦解之潮；一方面，军统在国统区或大后方的各级组织利用手中的特权，大肆弄权作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使军统恶名远扬。这使戴笠感到一种危机，多行不义必自毙，忧虑如此下去，军统组织将有垮台的危险。
1940年12月30日，戴笠在重庆军统局本部孙总理纪念周上发表《发扬正气》的讲话时指出：“当然，就我们的政治环境来讲，有的人是很讨厌我们的。但抗战好几年过去了，人家都不能排斥我们，并且不能离开我们，为什么？这就是今天的基础和力量。这就是今天对时代的需要，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我们的工作是否重要，而在于我们的房子很大，柱头很小。我们本身的声望超过了我们的力量，我们怕的是自己实不足以副名，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公开机关的业务性质来说，在交通方面有运输监察；在经济方面有缉私；在治安方面有警卫、稽查和特检；在内政方面有全国警政；经济、治安、交通、内政、军事，今天都已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权力越大，越容易产生腐化现象。为此，戴笠开始在军统内部进行整肃工作。
根据抗战初期军统各地潜伏组织纷纷反叛、瓦解的教训，戴笠首先注意在吸收军统成员时严格把关。
早在1938年5月4日，戴笠就致电广州的军统组织，指出：“非常时期之工作，不可用流氓。因流氓行动招摇，不切实际，用之未有不败也。”
1939年7月3日，戴笠再次给军统各外勤组织指示：“发展工作需能结纳同志，深入群众。”
以后，戴笠进一步提出军统工作的十六字方针：“主义领导，理智运用，感情结纳，纪律维系。”
按照这个方针，戴笠十分强调军统组织的发展必须注重政治上绝对可靠忠诚，一方面要加强感情培养，一方面要用严明的纪律来维系团体的存在。对此，戴笠曾经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会上，对军统大特务们大讲他的“官”、“管”、“棺”的三字经，即对特务统治的手法：先是给“官”做，但如果特务们贪赃枉法、不负责任，则加竹为“管”，如还不能达到目的，则添木为“棺”。
戴笠对“管”有很多手法，运用得最多的、惩罚最轻的一种，是在军统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痛骂一番。戴笠骂人的特点是异常冷酷严厉，且越是人多的场合，越是在有来宾的场合，甚至越是在夫人小姐出场的场合，戴笠骂人的劲头就越足。
因此每到纪念周或每年的“四一”大会、圣诞节、招待会、集会等重要场合，大小特务们无不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担心由此要吃到一顿“大菜”，即使是亲信大特务也不能例外。军统大特务赵世瑞，黄埔四期毕业，曾任军统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局本部缉私总处副处长，是戴笠身边的头牌宠信人物，但因为乱搞女人，与军统五原办事处副主任史泓一起，被戴笠在局本部纪念周大会上骂得一塌糊涂。
由于戴笠骂人言词尖刻，态度粗暴，有的大特务甚至因受不了戴笠的痛骂而自杀。曾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的王克全，因参与暗杀杨杏佛、史量才而受到戴笠的赏识。但在一次日机对重庆的空袭轰炸中，他保管的100支刚从香港购进的左轮手枪被炸毁。戴笠是爱枪如命的，闻之大为光火，当即在电话中对王克全一阵痛骂，声嘶力竭地挖苦训斥：“你不好好保管这批手枪，是不是怕拿去对付你过去的老祖宗（指共产党）！”王闻之羞愧无以自容，精神崩溃竟不能自已，接完电话后，关上稽查处处长办公室的房门就开枪自杀了。
军统兰州特训班教官宋良，因忍受不了戴笠的痛骂，竟出家当和尚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