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木鸡地听着，一个字都没有说。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来：“大川，我马上回北平报告这件事。你先住在我这儿，也别回石友三那儿了。”
史大川点点头，抹了一把眼泪：“我本来就不准备回去了。”
王文又叫来刘兆南：“刘管事，我要回北平办事，今晚不在这儿住了，这位史先生今晚住这儿。”
刘兆南连连点头。
王文又道：“他要是用钱，就在我那两千块钱里支，我回来后结账。”
刘兆南又说：“没问题。”
王文道：“多谢费心。”
王文即刻返回北平，将此事告知陈恭澍、白世雄。陈、白二人的失望之情自是不必细说。
陈恭澍自觉已经心力交瘁，费了这么大劲儿，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这已不是他初次品尝失败的滋味，可是他的心中却依然如此苦涩。
失败的打击，使陈恭澍接连几天都是萎靡不振。毒死李士群
1942年10月开始，周佛海派往重庆的军统联络员彭寿，在重庆见到他的上司戴笠，将周佛海的意图向他报告。戴笠兴奋极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马上到蒋介石那里做了汇报，蒋只简单地说了一句：
“就照雨农你的意思办吧。”
蒋介石如此痛快地应允了周佛海的投诚，当然是有自己的目的的。当时，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破坏了留在上海的所有军统组织，零散的军统人员正待机卷土重来，却又无人能打开局面。同时戴笠也想借太平洋战争的海风，对汪伪政权进行打击，促进汪伪的分崩离析。这时候，自汪伪政权核心的周佛海来投靠，正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最佳办法。
于是，彭寿带上戴老板的亲笔信，以及蒋在信上批的“可”字，回到南京，面交周佛海。戴笠还给了一本重庆的密电码，以便周佛海与重庆进行联系。同时，彭还带来周佛海岳丈的来信，一是告知他夫妻的双方父母已被戴笠接至息烽软禁起来，二是劝他“忠孝不能两全”，要做“忠臣”，云云。
周佛海将电台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联络站，他通过电台开始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这些重要情报，绝大多数是由周佛海亲自搜集到的。汪精卫大约到死也不知道，周佛海像一枚重庆政府的炸弹，随时可以引爆汪伪政府这条破船。
1943年4月，周佛海以访伪满洲国“特使”的身份到达长春，并向重庆报告了那里的情况。11月，周佛海又跟随汪精卫到日本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之后又将获得的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物资供应以及日本准备对付美军进攻的作战计划等多方面情报，全部报告给重庆。
平日里，周佛海还利用他在伪政府中的地位，保持与南京、上海的日军高级指挥官间的密切交往。他时常宴请这些人，他们常在酒醉饭饱之余，泄露日方的军事行动步骤，这又成了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
周佛海不仅向重庆提供情报，更利用他的权力安插军统特工，保释被捕要员，掩护重庆抗日分子在沦陷区的活动，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营救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上海统一委员会委员长蒋伯诚。
1944年春，蒋被日军捕获。重庆向周佛海下达营救的命令。周佛海决定利用此机会，营救国民党要员，为日后做些打算，因为此时日军的败迹已日益明显。那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连连失利，开始走下坡路，周佛海针对日军当时的颓势和幻想及早从中国战场脱身的心理，找到一个与他交情较深的驻沪日军“登部队”的陆军部长川本及他的经济顾问冈田酉次，说蒋伯诚是蒋介石驻沪代表，如果打算实现东京和重庆之间的“全面和平”，蒋伯诚理当释放。日军方面感觉有理，立即释放了蒋伯诚。他们谁都不可能想到，周佛海的屁股早就坐在了重庆的一边。以后，蒋在周佛海的掩护下，一直留在上海。
这当口李士群在汪伪政权中的处境越来越糟，先是与周佛海有了矛盾，而后又得罪了日本人，并且对军统的态度暧昧，都加速了他的死亡的到来。1943年夏天，重庆军统局给周佛海下达了除奸令，要他设法杀掉李士群。
李士群与军统的关系十分复杂，一面他手下不留情地铲除军统组织和地下人员，把个上海的军统系统搅了个地覆天翻，军统小喽罗相继归降，军统要员也多进过“七十六号”的优待室，进进出出的军统人员，大部分为汪伪政权所用，这让戴笠大丢其脸。另一方面，他也不放弃各种机会，取得和军统上层的联系，妄想在重庆方面留条后路。
因此，军统也时常密切关注李士群的变化。比如，1940年春，李士群为和丁默村争夺伪警政部长一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戴笠闻讯，打算争取李士群，以搞垮汪伪政权。杜月笙经过详细调查，看中了原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闻兰亭的寄子、律师余祥琴。
那么，这个余律师何以能当此大任，他与李士群是什么关系？
早在三十年代，余祥琴就与李士群有过交往。当时，李士群曾因在刊物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