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万中国人，使数以万计的人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个在战前一个近百万人口的繁华城市，几乎变成了极少人烟的废墟。直到1940年3月，全市人口才只有十三万余人。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和更加强烈的反抗。当时，在南京周围地区，不仅有新四军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时也有其他各种抗日组织，他们不断对日寇发起进攻，给日寇以沉重的打击。就是在南京市内，虽有日军重兵驻扎，又有军警、宪兵的严密防守和检查，但南京人民仍然采用各种方式同日伪进行机智、巧妙的斗争，给日伪以有力的打击，使日寇坐卧不安，日夜不宁，随时随地都担心有被杀死的危险。因此，当有人说酒里有毒之后，他们立即停止暴食狂饮，并且在堀公一的指挥下，重新倒出一、二杯酒，小心翼翼地进行试尝。同时堀公一还命令书记官船山和警察署长内藤，到厨房将买来的陈酒进行全面检查，结果证明确实有异味，于是下令停止饮酒，并立即打电话给同仁会医院及有安、金城、慈惠和日本陆军各医院来人抢救。但说时迟、那时快，当杯酒下肚之后，仅仅只有十五分钟左右，毒药便发生效用。除警察署长等一、二人因来的迟，酒喝得少，中毒较轻之外，大部分人员全身引起不适，特别是觉得口、舌麻痹，行走困难。有的栽倒在会客室和走廊里，有的则在厕所、大厅和厨房门口大口大口地呕吐。警察署长内藤开始还比较清醒，指挥警察署在场人员对官邸周围实行封锁，加强警戒，并对中毒人员采取应急抢救措施。但很快他本人也和其他人一样，神志昏迷，栽倒在地。
那么毒酒又是怎样来的呢？当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发出请帖，将于10日宴请日伪要员的时候，詹长麟就在中华路老万金酒店买回四瓶老陈酒，在酒中放人大量阿托品，然后把盖口封好。9日下午，领事馆日人会计让詹长麟去买四打老陈酒时，他就来了个偷梁换柱，把放有阿托品的毒酒混入其中，送到总领事官邸。宴会时，温酒的工作也是由詹负责。当日下午6点左右，他就开始往日本式的温壶中灌酒，并在每一个温壶中倒了毒酒。灌好毒酒之后，他向另一中国工作人员玉山说：“我只在每个温壶中灌了半壶酒，如果一次灌满酒味会不好，等宴会开始时，再灌满。”并称他肚子痛，出去吃点药，等一会儿就回来，有什么事，请帮个忙。说完就离开了总领事官邸。
詹长麟，别名詹长林，当时年仅二十六岁，住南京市吉兆营十二号。他从1934年4月起，就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当仆役。参与这次毒酒事件的还有他的哥哥詹长炳。詹长炳当年二十九岁，住在南京市许家巷，1936年2月起也在该领事馆当仆役。多年来，他们忠于职守，和其他人相处得很好，从未表现出有任何反日寇言行，这一点，就连日寇总领事及警察署长内藤四郎也都不得不承认。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乘宴会之机毒杀日寇及其汉奸走狗呢？6月25日，詹长麟和他的哥哥詹长炳，在上海联名写信给堀公一，对此做了说明。信中揭露的铁一般的事实，堀公一和内藤四郎也是供认不讳的。7月10日，他们在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中，称詹长麟的揭露“是事实”。信是这样写的：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说实话，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人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