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继任也就照“章”办事，把这两个位置交给CC系处理，连戴笠也不便逼之太甚。
CC系掌握不到警察系统，又没有培养出什么警政人员，似乎警界成了戴笠的一统天下。但是，问题不在CC系，也不在戴笠，而在于蒋介石。蒋之为人，从来不肯把一个十分重要的部门交给一个人去掌握。蒋很早就决定，一方面把警察系统交给戴笠的特务系统去运用，以便使警察特工化，强化特务统治；一方面在警界内安插一位戴笠的劲敌，以便对戴笠起牵制作用，这个人就是李士珍。这就给CC系找到一个报复的机会。CC系认为他们自己已不便出面与戴笠争夺警察系统，何不与李士珍联手对抗戴笠？CC系通过各种关系和李士珍接触，李士珍当然也需要借助CC系的力量与戴笠抗衡，双方一拍即合，成为在警界内共同向戴笠进攻的一股强大力量。
李士珍是浙江宁海人，与戴笠是同乡，黄埔军校二期毕业，蒋介石曾保送他到日本学习警察行政，以便培养他进入警界。回国后，戴笠在洪公祠举办特警训练班，蒋亲自下令李士珍任训练班政治指导员，目的也是让他熟悉警察特工教育方面的情况。当时，警察系统的干部大多是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接收过来的，不但警风很坏，而且政治上不能适应蒋介石利用警界力量进行反共和巩固政权的需要。
蒋介石很早就想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警察队伍，他命令李士珍在南京汤山筹建一所中央警官学校大楼。李士珍苦心努力了四年多时间，才将大楼落成。在这段时间里，李士珍一边筹建中央警官大楼，一边筹划取得中央警校的实际领导权，把全国的警察教育全部集中到自己手里。他起草了一份中央警校的建设计划，其中有一条就是为了统一警察教育内容，使中央警校成为中国真正的警察教育最高学府，建成中国警界的“黄埔军校”。据此，李士珍建议将北平高级警官学校和浙江警官学校统一归并于中央警校，以防止警政“教出多门”。李士珍的计划书送上去后，正和蒋介石考虑建设新的警察系统、彻底改造北洋军阀时期的警察机构、加强法西斯统治的计划不谋而合。于是蒋很快就批示同意李士珍的计划。
第一步目的达到后，李士珍又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夺取中央警官学校的大权。他深知窥伺这个职务的不乏其人，其中最大的劲敌就是戴笠。如果仅凭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和戴笠较量的，李士珍一方面走内政部长蒋作宾的路子，请蒋作宾积极向蒋介石推荐；一方面主动加强与CC系的合作，由陈果夫、陈立夫等人常在蒋介石面前进言，说李士珍“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宣传李士珍推行现代化的警察教育，是党国不可缺少的警察教育干才等等。
陈立夫不愧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物。为了不使蒋介石对其吹捧宣传李士珍的进言产生疑窦，不让戴笠抓到攻击的口实，他并不要求李士珍和CC系公开合作，仍嘱李士珍保持本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配合默契地在公开场合对CC系提出寓有批评意味的“贡献”意见。因此，蒋、戴始终没有对CC系与李士珍的合作公开提出责难。
经过李士珍的一番努力，蒋介石终于在1936年8月正式成立中央警官学校时，以兼校长的身份，手令李士珍任中央警校的教育长，主持实际工作。这无疑是把中央警官学校全部工作交给李士珍去负责。
李士珍在第二回合中又击败了戴笠，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愿望，不免有些洋洋得意。心想，CC系畏之如虎的戴雨农，其能耐不过如此，我李士珍略施小计，就把他从经营盘踞多年的警察教育机构中赶了出去，戴雨农声名显赫，别人怕他，我却不怕他。
俗话说，骄必败。李士珍这一轻敌，就铸成大错，让戴笠钻了空子。就在李士珍趾高气扬，大喝庆贺酒的时候，戴笠与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等一批谋士调兵遣将，设计了一整套部署来对付李士珍。
1936年11月，内政部第六任警政司司长李构风调任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司长职位空缺。面对警政司这一控制全国警政的关键职位，戴笠与李士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李士珍颇费苦心，想谋取警政司长，可是又舍不得丢下中央警校教育长这一高位去屈就。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脑袋里一时又想不出像样的人去填补，一度一筹莫展。在瞬息之间，戴笠的远见起了作用。他一步占先，亲自向蒋引见清华大学的高材生、留美学者、国内警界精英刘裕坤。结果一荐就中，蒋下手令任刘为警政司长。刘一反前任们的作风，在这个岗位一蹲就是十年，始终不肯挪窝，全国的警政工作也就始终控制在戴笠手中，李士珍无可奈何。
李士珍也不是孬种，他要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