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组织，某某人是共产党员，我都相信你和几位负责同志的话，总说你们是抗日救亡组织，多数人是四维学会的成员，因为老家没有了，说话有些激烈，那是自然的，但不是共产党的有关组织。现在我自己打了嘴巴，欺骗了领袖。”王化一摸不着头脑。答道：“雨农兄，请相信我们。”戴笠抢着说：“我过去最相信张副司令，对他从来未加过小心，但是他却搞出了西安事变。今天我不是凭空说话，请你看看证据。”说着，他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份卷宗，里边夹着两份文件，并附一张签呈，内容是根据齐世英送来的报告，说东北救亡总会“受共产党的指示，乘委座在汉之际，勾结武汉外围‘赤匪’，定期暴动，……兹呈上该会会议记录、暴动计划各一份，请核示”云云，蒋介石在上面批了“严办”两个大字。王化一开始心情有点不安，略翻阅以后，转而镇静。他一边看，一边用沉着坚定的语气说：“这完全是伪造，根本没这回事。”戴笠说：“你有什么反证？”王说：“我首先提出几点很显然的破绽：第一点，记录上罗列了全体委员的名字，但目前在武汉的委员还不足半数，有人去西安，还有人去上海，按开会日期说，他们怎能出席，又怎能签字呢？又看签的字，有的还有些像，有的根本不像，从笔迹和墨色看来，签字和记录都是出于一个人的手笔。第二点，在会议记录后半段的各部给工作人员发出的动员指示，每部都盖有部的图章和部长的名章，这很明显是不对头的，什么会议也没有在记录上盖章的。第三点，报告上说‘东总’和共产党武汉工人勾结，企图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响应外围进攻，劫杀委员长等，是整个捏造，不攻自破的。”
其实，戴笠已经看出这个密报有疑问，他知道CC派和“东总”的对立，在蒋介石面前他又常为“东总”辩解。这时，他听了王化一的解释后，就先送一个人情说：“这个案子如果当时交给中统处理，恐怕明月桥已经贴上封条了。”然后又说，“我认为你的看法有道理，不过我们必须有确实的反证才能答复委员长。你回去同其他几位负责同志研讨一个方案，怎样进行我们再商量。”戴笠大概是下定决心，要借这个诬陷案来拉着“东总”反击中统。
王化一回到“东总”后，经过大家的研究，先由在武汉的同志们每个人签一个自己的名字，再把各部部章和部长名章都盖在一张纸上，纸一并送给戴笠。戴笠把这些签字和印章找中央银行一位印鉴专家加以核对，当然相差很多，其中惟训练部章很相似，那是偷扯下训练部的布告，照布告上印章仿刻的，但专家一望便知。戴笠又派人了解，“东总”确实有些人不在武汉。
这时，武汉几乎天天有敌机扰乱轰炸。戴笠有了把握，便借口防止汉奸、检查户口，对机关团体也做重点检查。密令稽查处处长赵士瑞率人到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和中统特务韩韬寓所突然进行检查，搜出伪造文件的底稿和私自仿刻的大小印章。这时在武汉街头有人散发了一些传单和“暴动计划”，内容大致和韩韬伪造的文件一样，这就更证明了是谁在制造这起诬陷案。
戴笠拿到这些法宝，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洋洋得意的签呈。蒋介石阅后把陈立夫和徐恩曾叫去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娘希匹，欺骗到领袖头上来了。若真信了你们的话，岂不叫世人耻笑我，糊涂！这是拿着你们领袖的信誉开玩笑。娘希匹，本来我拟下个月在武昌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国共合作。也正式批准你们和雨农提出的关于成立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和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的报告。可你们公开办这等傻事，激起民变，你们的中统局还能成立吗？！糊涂，糊涂。”“‘东总’确受共产党操纵。”徐恩曾颇有委屈地说：“我们也是在忠实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糊涂，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能公开说这等话。这个这个……现在只能心领，不可言传，懂吗？”“……”“你们再办共产党的案子，一定要拿到真凭实据，这个……这个……要准、稳、狠，切不可给舆论界一口舌。现在是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时期，你们的任务是抗日与反共要平行起来，这个这个……缺一不可。”“那么抗日与反共谁为先呢？”“糊涂，难道这还要我教你们吗？”蒋介石疲倦地摆摆手：“去吧，去吧。你们回去尽快也拿个行动方案报给我。”其实蒋介石也知道军统与中统素来不和，都在找对方的败笔攻击对方，所以也并未过多指责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他的目的是希望他们明白当前国共两党的处境，特务工作不改进不行了。警斗反败为胜
戴笠从杭州把警校巧取豪夺之后，CC派岂能善罢甘休，两派的斗争又转向警察系统，斗争日趋白热化了。
戴笠与CC系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无孔不入的立体式斗争，在警察机构的争夺斗争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自从杭州警校被戴笠巧取豪夺后，接着，各省市县的警察局及其调查科和各省市的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都被戴笠一一控制。CC系经过一番苦斗，只保留了上海市警察局调查科和督察室这一块领地，还是由于陈立夫的嫡亲堂兄弟、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的陈希曾于1931年任上海市警察局长时立下的定例，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