扣留起来。陈立夫在朝中经营多年，耳目很多，消息灵通，能上能下，躲入天目山“养病”，然后托了许多与蒋亲近的“重臣”向蒋说话，甚至动员了他的叔叔陈其美的妻子去说情。当时，陈其美的独生子学习驾驶飞机摔死了，蒋介石也为之惋惜不已。陈其美的夫人就向蒋介石哭诉说：“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子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陈其美是蒋介石的恩人，到了这份上，蒋介石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就原谅了陈立夫的“死罪”，但感到必须对陈立夫的权力和嚣张的气焰加以抑制。
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识地削弱和抑制CC系特工的力量，下令把三处划归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管，处长仍然是金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安插在邮电检查部门的戴笠系统的特务不断伺机反扑。特别是唐纵从驻德大使馆回国后，向戴笠详细介绍了德国纳粹第二号头目戈林领导的一个专门窃听电话、破译密码四研究所每年监听电话和破译密码4万份以上，在巩固希特勒及戈林权力和地位的斗争中产生了意料不到的效果。
戴笠听了唐纵的介绍，喜形于色，发誓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同样不逊色的研究所，并决心第一步不遗余力地把邮检处从CC手中夺过来。于是，戴笠一方面向CC发动凌厉攻击，与CC争夺邮检处的各级领导权，一方面向蒋介石不断揭露CC控制邮检处的黑幕，要求取得邮电检查的垄断权。不久，蒋终于下令邮检处划归戴笠领导，由戴笠派军统特务、黄埔一期生刘燔担任处长。戴笠自此更是扬眉吐气地对邮检部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组，从处长以下到一般干部，逐步换上自己的人，而把CC特务一个一个地赶了出来。
为此，徐恩曾几次找戴笠进行交涉，戴笠则一味卖“牛皮糖”，敷衍搪塞。戴笠手下特务、重庆邮检所所长罗杏芳回忆起曾任南京电报检查所副所长受CC系特务欺压的情况，总是耿耿于怀地说：“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吗？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酃县人，湖南土话称尿为CC）。”可见戴笠手下的特务对CC系特务仇恨之深。
戴笠处处与CC系为敌，使CC系感到如鲠在喉，咽不进，吐不掉。CC系头子陈立夫深知蒋介石的一贯手法是要使两大特务系统互相掣肘，以利于其掌握运用，以防形成尾大不掉，权重震主。CC系的特务们有时与戴笠摩擦吃了败仗，陈立夫总是对特务们晓谕说：“人办事，要用脑筋。用脑必目有所见，耳有所闻。而且，耳与目不能只有一个，必须有双耳双目，才能兼收并蓄。因此，情报机关必须同时有两个、才能心明眼亮，决策无误。”“作为领袖的耳目，也应有两个，兼听则明嘛！”陈立夫清楚，蒋不会同意让CC系把戴笠的特务处吃掉，当然也不会同意让特务处把CC系的特务系统吃掉，双方的矛盾和斗争，只要不危及到蒋手中的权力和地位，蒋不但会默许，而且还希望有这种矛盾存在下去。
在这场斗争中，戴笠后来居上，开始立稳了脚跟。借力施威
1934年3月，蒋介石接到CC系分子的一份密报，说北平有敌对势力复东会的秘密组织。蒋介石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慎重，他召见戴笠，面授机宜，要他赴北平会同复兴社的另一个大头目、北平军分会政训处长刘健群进行调查。
戴笠有一个特点，就是腿脚勤快，当然这也是蒋介石喜欢他的一个方面。
受命之后，戴笠马不停蹄，立即赶到北平。
见到刘健群，略事寒暄后，戴笠马上问道：
“听说北平有一个秘密组织‘复东会’，具体情况如何？”
刘健群回答：“是有这么一个组织，名义上是收复东北，听说是一批流亡北平的东北人发起的。”
“据有人密报，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要收复东北，实际上干一些对委员长不利的勾当，是不是这么回事？”戴笠压低声音说。
刘健群觉得事情严重，便很认真地说：“既然如此，那我马上组织力量调查一下。”
戴笠和刘健群奉命在北平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的周密调查，基本上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东总”全称是“东北救亡总会”，东总成立之初几乎受到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包括国民党内的诸多派系的支持。当时的背景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制止了罪恶滔天的十年内战，并为实现全民抗战开辟了道路。但是，全国人民鉴于日寇侵略，民族危机的深重，因而要求实行抗战的浪潮日形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