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要成立这个专门小组，亲自指挥。外事侦察组主要是对苏联驻重庆大使馆、塔斯社，以及商务代表团等进行侦察监视的。这个组名义上属于重庆稽查处，实际上一切工作、经费、人事，完全由军统局局本部国际科直接掌握，稽查处完全不能过问。它的专用化名是“毕孔殷”。
军统的外勤单位，除各省都设有省站外，还有一些区或特区，如渝特区、川康区、北方区、西北区、晋陕区、华南区、粤桂区、沿海区等等。除了区站外，还设有许多办事处，如滇缅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东南办事处、华北办事处、五原办事处、青海办事处、衡阳办事处、贵阳办事处，抗战胜利后又增加上海办事处、武汉办事处、北平办事处等。
海外地区的组织有：印度站和德里、孟买两个分站、缅甸仰光站、腊戍站、曼谷站、新加坡站、菲律宾站、海防站、西贡站、美国站、伦敦站、巴黎站等。
总之，军统局内勤工作的特务有一千四百多人。大部分都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局本部和磁器口乡下办事处。内勤和外勤最多时总共近五万人。当时每个外勤特务都有几个到几十个运用人员，若全部算起来就太多了。
军统局局长一职，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兼任，戴笠为副局长。但军统局实际上由戴笠负责，贺很少过问。从1940年起，改由戴笠任局长，下设总书记一人。毛人凤任总书记兼秘书处处长，代理戴笠处理一切公私文件，代拆代行。由于组织变化无常，人员调动频繁，所以其他处室及其负责人员均无固定，大致如：曾先后任情报处长的有郑介民、何芝园，副处长张炎元、曾庆集、黄天迈、鲍志鸿等；曾任行动处长的有唐纵，副处长赵理君；电讯处长魏大铭，副处长董益三；译电处长龚学诗；总务处长先后由刘芳雄、郭斌、杨隆祜、沈醉担任；人事处长王新衡；会计处长白星洲、徐人骥等；警卫处长王兆槐；训练处长周佛龙等。
从戴笠来说，由于归入军委会建制，经费有了着落，不必由蒋每月从特别费里支出。但是特务处的工作，他遇有重大问题，仍然直接去找蒋介石请示报告，一般问题，则自作主张。陈立夫、陈焯的局长、副局长头衔，在戴笠眼里不过是徒有其表，一钱不值。
陈立夫本来就看不起戴笠那一套粗鲁和穷凶极恶的做法，他认为特工应该处处讲究技术。现在戴笠的特务处隶属给自己指挥，可是自己又抓不住他，这使陈立夫更加恼怒，于是，他对戴笠处处予以抑制。在一处和二处的争吵中，他公开地站在一处一边，为徐恩曾撑腰打气。此时，由于一处的政治地位高于二处，许多政治上的便宜都让一处占先，戴笠显得无可奈何，私下里非常痛恨。但戴笠有蒋介石当大老板，陈立夫亦奈何不得。
在当时局内势力范围的划分上，局本部是双方面的人都有，但一处的力量占优势。争夺得最激烈的当数三处的力量。由于邮电检查活动是特工活动的重要内容，因而戴笠和徐恩曾都十分看重三处的力量，双方都投入很大精力进行抢夺，一时争得不亦乐乎，甚至为此大打出手。
国民党的邮电检查活动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具体负责，企图从邮电通讯中发现线索，追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结果有的特务甚至把同事、同学、朋友、熟人写给女友的信的内容当作笑料进行传说，可见达到了无耻而又无聊的境地。
自从成立以陈立夫为局长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蒋介石同意将原先在各大城市秘密进行的邮电检查转变为公开的活动，并挂出了邮电检查所的招牌，由调查统计局三处主管。三处处长丁默村下台之后，由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金斌接替，两人都是由陈立夫一手向蒋介石保荐，与CC系关系很深。因此，各个城市的邮电检查所从所长到一般工作人员都是CC系特务占先，戴笠的特务只占十分之二三，最好的职位只能占一个被架空的副所长。戴笠在干部方面斗不过一处，自然在通过邮检获取情报方面要吃亏。各检查所凡有所获，照例先将材料送三处，然后转送局本部，但是三处的承办人是指导科科长应泽，他原是一处的人，结果，材料还没送到局本部，已先由应泽透露给一处了，一处也就据此抢先处理报送蒋介石，等到戴笠知道消息，已成了“马后炮”。戴笠有时找副所长核实什么情报，往往是一问三不知，气得大骂一通。戴笠手下的人被欺压到这种程度，其内心的仇恨也可想而知，所以一处、二处在邮电检查领域里的斗争异乎寻常地激烈，双方都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正在这时，被戴笠抓到了一件可以置陈立夫于死地的黑幕，就向蒋介石告了一状。
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间，陈立夫利用CC系的力量操纵选举。选举的票数清点后，陈立夫竟然比蒋介石多四票。陈立夫是深知蒋的为人的，立即亲自在黑板上擦掉一个“正”字，所得结果只比蒋少了一票。事后，戴笠了解了全部经过，又搜集了CC系在会中幕后活动的种种情况，向蒋奏了一本。蒋介石看到陈立夫的地位已经威胁到自己的“最高”权威，当然不能容忍，就下令把陈立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