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自己的军队，他们不但给日军以意料之外的沉重打击，而且给全民族一种绝大的希望。《申报》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烈士们的血迹，英勇抗敌，收复失地，把一个可怜的中国变成一个令人敬爱的强国。
为了支持上海抗战，史量才组织了上海市民维护会，被选为会长。史量才表示：“我年迈花甲，他无所求，但愿生前不做亡国奴，死后不做亡国鬼。”史量才还捐献巨款，组织收容所，收容难民，资助宋庆龄、杨杏佛创办的“国民伤兵医院”和“中国红十字会”。
4月初，中日两国在国际联盟的建议下，于上海举行停战谈判。对此，史量才在《申报》组织文章指出：“会议在大军压境之下进行，何异于城下之盟，吾人其甘受城下之盟之奇耻大辱乎？”“吾人敢声请我政府一细审当前之利害，并再细审日方之有无和平之诚意。目前已临到最后之关键，绝再无可以让步之余地。吾人更敢重提吾人之主张：1．不承认日本有条件撤兵，及并军事问题与政治问题为一谈；2．上海事件与东北事件不容分别谈判。”南京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和史量才《申报》的大声疾呼，最后还是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无理要求：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军队无驻兵权，日军可驻“若干”军队。这一协定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后，史量才在《申报》明确提出反对内战的主张，他在《追悼沪战殉难将士》的时评中指出：“将士之死亦为光荣之死，伟大之死。以此一战而一部分军人，亦从而顿然觉悟，表示再不参加内战。以此一战而多数忧国之士，乃亦怵于内战之决不容再有，从而发起废止内战之运动。故此战有若一声洪钟，敲破我民族二十年来酣于内战之心理，其影响我民族之前途，至深至巨。”
当蒋介石鼓吹“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则须剿共”时，《申报》又针锋相对，发表短文《颠倒的逻辑》，辛辣地讽刺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中国的国事是真颠倒了。这个国事的颠倒是由于逻辑的颠倒。蒋介石说‘攘外必先安内’，孙科说‘救国必先救党’，我的见解恰恰与蒋、孙两君相反，‘安内必先攘外’，‘救党必先救国’。蒋、孙两君看见这种说法，也或许要说我是逻辑弄颠倒了。这个，我也不必强辩，让事实自己去证明吧。”
《申报》在史量才的组织下，还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的文章，指出：政府枪口不对外。而以之剿杀政治经济两重压迫之下的人民，是何怪良民从“匪”日众，“匪”势日益大。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这些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本质，蒋介石十分恼火。
史量才与宋庆龄、杨杏佛等进步人士联系密切。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同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史量才第一次以记者身份出席并在会上发言。他表示《申报》和他本人坚决拥护同盟所提出的保卫人权，保卫言论、出版自由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非法捕人。《申报》如实地报道同盟的活动，大大扩充了这一进步媒体在国内的政治影响。
1933年3月，廖承志等共产党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同盟”营救过程，并发表律师为廖承志辩护的声明。史量才的活动使蒋介石恨之入骨，于是他命令军统特务杀害史量才。
暗杀史量才的行动，是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直接下令、军统上海区王兆槐亲自布置执行的。
这一天，以王兆槐为首的七人行动小组（组长王兆槐，行动人员三人，巡哨二人，汽车司机一人），驾驶一辆黑色八汽缸“别克”牌轿车，老早到达了杭州笕桥，等候着史量才行踪的情报。提供情报的是史的一个朋友。得知史量才的汽车“已出发”，在笕桥等着杀人的魔车，奔向沪杭公路翁家埠附近，停在一处狭窄的路段上。路旁不远，是一个小村庄，正好遮住远来的视线，做贼的心虚，搞暗杀的心也虚。汽车司机跳下汽车，伪装修车，这样就不会引起人们的疑惑。
目标出现了。远处望见一辆汽车，正向这边驶来，王兆槐示意做好准备。等到汽车驶近，王举手示意让停车。当汽车减速，缓缓靠近时，就出现了前文所述的那一幕。
史量才躲在水塘边，惊魂未定，站在公路上指挥的王兆槐发现了他，一面大叫：“在这里！在这里！”一面举枪向史量才射击。一颗子弹击中史量才的头部，史当场倒下。一个行动人员走近一看，史量才已气绝身亡。王兆槐等人见状，便连忙爬上汽车，迅速逃跑。
血案发生后，社会震惊，舆论哗然，人们纷纷向当局提出责难。蒋介石为掩盖事实真相，一面电唁史量才家属，一面下令悬赏一万元，缉拿凶手。另外派人到社会上散布流言，说史量才死于私仇，是史量才过去一个姓陶的朋友的儿子，为报私仇而干的。实际上，杀害史量才的军统特务，已领到了犒赏五千余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