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两人谈得投机的时节，午饭时间到了。沈醉正想告辞，打算到大饭厅和内勤特务们一起进餐，一下子却被戴笠拉住了。
“哎，小陈，别走，我们谈得正好，你就在我这儿吃饭吧，咱们边吃边谈，”
侍从送上酒菜，二人坐定，沈醉小心谨慎地陪着顶头上司吃饭。
几杯白酒下肚，戴笠的马脸上立刻泛起红晕：“小陈，你看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最适合下手呢？很想听听你的高见。”
听到上司的抬举，沈醉急忙将自己嘴里嚼着的肉吞了下去，清了清喉咙说道：“依我之见，最好在租界内动手。具体细节，我们的车一直紧跟她的车后，等遇到红灯，她的车刚停下，我们的车就撞上去，而且要撞得狠一些。这样，车上的人定会受伤。撞过之后，我再把自己坐的车的刹车做个手脚。而她被送进医院，治得不死不活，长期卧床，我们的麻烦没了，同时司机的责任也可以轻一些。”
“好！好！”戴笠连连点头称是。
沈醉表示：“为了效忠党国，陈沦不怕坐牢。”
“好！好！好！”戴笠听到部下如此表白，心里十分高兴。胃口不觉大开，将桌上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一点没剩。
戴笠挺了挺滚圆的肚皮，兴奋地对沈醉说：“小陈，你有打算坐牢这个决心，很好嘛，一定不要半途而废。万一被判了刑，也不要紧，我的熟人很多，你是知道的，一定会很快把你弄出来。不要有任何顾虑，好好准备，争取马到成功。”
沈醉受命返回上海，便一头扎到密谋行动中去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构造十分结实的小汽车有了，挡风玻璃也换成了保险玻璃。人车俱备，只等戴笠一声令下了。
但是奇怪的是，每次戴笠来上海，沈醉就问何时动手，戴老板总是笑而不答：“不要着急，先等一等，决定了就会告诉你。”
这样，一年过去了，戴笠的决定还没有做出来。
一年之后，戴笠来到上海，召来沈醉，明确告诉说：“原定计划撤销。”
沈醉一听，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问道：
“处座，您当初不是很赞成这个计划吗？现在为什么要撤销？”
戴笠嘿嘿一笑，没有正面回答，却反问说：“你有把握做到只把人撞成重伤而不撞死吗？”
沈醉一下子被问住了，愣了半天，只好说；“没多大把握。”
“这就对了，问题就在这里。”戴笠晃着脑袋，开始解释缘由：“如果把宋庆龄撞死了，多少人要来追究啊。查来查去，不就查出了我，说不定连老头子也牵连进去了。到那时候，老头子也觉得棘手，没准我们的小命也会丢了。”
这样，第三次阴谋计划，也胎死腹中，宣告流产了。
暗杀杨杏佛，枪杀史量才
对于宋庆龄，特务们的三次计划三次胎死腹中，最后蒋介石指挥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用法西斯的手段对付这个进步的组织，决定选择其中的一个“适当”人物，杀一儆百。军统特务选中的暗杀对像就是杨杏佛。
杨杏佛，名铨；1893年5月4日生于江西玉山。早年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12年被派往美国留学，在康奈尔大学机械系毕业之后，又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工商管理学博士学位。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他任大学院副院长、中央研究院副院长。“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一·二八”上海军民英勇抵抗日本侵略时，他为十九路军的后方技术工作提供援助，同时与其他进步人士一起，创办后方伤兵医院，救护受伤的爱国官兵。同年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933年春，他到北平视察时，组织建立了“同盟”北平分会；找张学良面谈释放许德珩等人。他还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公祭李大钊的示威游行，表示对国民党统治的愤怒。
1933年3月8日，三十多个进步团体在上海成立“国民御侮自救会”，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要求政治自由、保障民权。杨杏佛代表同盟发表《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及释放政治犯运动之不可分离》的演说，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因而，遭国民党政府的搜捕，国民党当局并宣布取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3月下旬，为了营救廖承志、陈赓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表了宣言，宋庆龄、杨杏佛等四人作为代表，亲赴南京向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等提出质询，要求立即释放廖承志、陈赓等人，并提出四点要求：1．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2．废止滥刑；3．给予政治犯阅读书报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4．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
5月中旬，国民党政府与租界当局相勾结，在上海绑架了作家丁玲、潘梓年，杀害了应修人。杨杏佛一面与租界当局交涉，打电报给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进行营救；一面呼吁各界团体紧急行动，声援丁玲、潘梓年。这些活动均触到了国民党政府的痛处，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