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不，我们有权力！”香港情报处的警察夸张地耸了耸肩：“戴先生，久仰了。但即使英国首相无证持枪，我们也有权扣押。还是请戴先生识相一点，别让我们为难。”
戴笠还想做出进一步抗议的表示，勃朗一挥手，两个港警不由分说地把戴笠带了出去，送进警务处拘留所。
戴笠自称在民国七年坐过一次牢以外，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坐牢”。在拘留所里，戴笠虽贵为国民党政府的特务头子，但英国人不买这个账。在他们眼里，戴笠只是个违禁携带枪支的“犯人”，虽然拘留所优待，给他提供了一个单人房间，但是，每天洗澡的条件是没有的，洗鼻工具被没收，每天三次洗鼻的“功课”自然也只好免了，加之拘留所空气污浊，卫生条件很差，气得戴笠在拘留所里不住地大骂英国人不讲人道，不讲卫生。接着又大骂清朝道光皇帝和杭州将军耆英等一批卖国贼与英国人签订了割让香港的《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害得他这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行动自由，反要被英国人关进拘留所。
蒋介石得到戴笠在香港被扣押的消息，立即指令外交部向英国驻华使馆交涉。英国政府考虑到与中国的关系，通知港督葛洪亮马上放人。于是，戴笠在香港警务处拘留所里蹲了三天后始被释放。
戴笠被关了三天，一腔羞愤无处发泄，只好转移到王亚樵身上，发誓要把王亚樵捉拿归案。
出牢那天，戴笠召集特务处香港站和分批潜入香港的二十名特务开会，布置追捕王亚樵的行动，并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的寓所坐镇指挥追捕王亚樵的活动。
一天，几个衣着朴素的人走进开设在香港轩尼诗道上的绸布商店，他们就是王亚樵和其至友、铁杆兄弟余立奎等人。这家店面是一个极为保密的联络地点，只有帮会的核心人物才能在此聚会。王亚樵来到后面的阁楼，与其他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忽然，楼下传来店主的呼叫声：“你们想干什么？站住！站住！不要到后面去！”
王亚樵知情有变，立即打开阁楼的窗户，跳窗逃走。郑抱真、余亚农、蔡克强依次跳出。等余立奎和另外一名枪手想跳窗逃走时，外面的警察已经来到楼梯口，一阵激烈的打门声把小阁楼震得嘎嘎作响。
“立奎，快跳出来！”窗外传来王亚樵焦急的声音。
余立奎看了看就要被砸开的木板门，果断地说：“九哥，你先走，我走不了了，妻儿就托付给你了！”他为了掩护王亚樵安全转移，及时地关上了窗户。
特务们把小门砸开，拥进阁楼。
消息传到南京，戴笠喜出望外。他立即派人带了政府公文赶到香港，要求引渡余立奎。但似乎命中注定香港是戴笠栽跟头的地方，他又碰了一个软钉子。
按国际惯例，政治犯是不予引渡的。刺汪案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曾大力宣传，说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者完全是组建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的西南派政客，即李济深、陈铭枢等人，他们的意图不在杀一两个头面人物，而在于颠覆中华民国。香港当局拒绝了戴笠的引渡要求。
戴笠对此特别愤然，但也毫无办法，此时，唐纵指点迷津，才使这一难题解决。于是他们通过外交途径给英国政府送去一份公函，指控余立奎是上海斧头党的骨干成员，专门勾结地痞流氓在社会上为非作歹，与暗杀绑票的土匪勾当，刺杀汪精卫是杀人凶案，应按刑事罪论处。
当时，中英两国正在加紧改善睦邻关系，英国政府不愿为了几个中国人损害自己的利益，立即电令香港当局移交被捕人员，并协助国民党政府逮捕王亚樵及其同党。香港当局自然不敢违抗英国政府的指令，只好将余立奎转交给戴笠，同时通知王亚樵，及时离开香港。
王亚樵走投无路！
王亚樵呆在寓所里，苦苦思索。郑抱真领着一个身穿西服、文质彬彬的人走了进来。
“九哥，这位是李先生派来的人，来见九哥。”郑抱真让来客坐下，转身到门外望风。
“李济深先生可好？”王亚樵隐约感到有一丝希望。
“李先生派我来，请王先生去广西梧州李先生的家乡暂居一时。”来客呈上李济深的信。
王亚樵迅速看完了信：“替我谢谢李先生了。但梧州是否安全？”
“绝对没问题。广西是李德邻、白健生的地盘，二人和蒋介石若即若离，几乎是半独立状态。王先生去，他们不会袖手不理的。”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李济深的邀请使王亚樵绝处逢生。
同时，滞留在香港的戴笠，也被蒋介石紧急召回。这时，他也从多方面打听到王亚樵一批人已撤离香港，去向不明。戴笠于是花了一笔巨款，说服香港警方将余立奎以刺杀宋子文、赵铁桥的罪名引渡给南京政府，然后率众返回南京。
在香港无法停留后，王亚樵把其他方面工作安排妥当后，带着郑抱真、许志远、蔡克强几个贴身门徒，巧妙地穿过戴笠布置下的层层天罗地网，悄然来到广西梧州。